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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虎——西风独自凉

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唐诗宋词堪为中华文明的双峰。但是，长达几千年的暴虐的专制独裁，导致这片土地的贫困首先是哲学的贫困：焚书坑儒让读书人魂飞魄散，主流的思想学说都以服务于权力为根基和保障。

　　鲁迅先生所谓“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是对绝大多数奴颜婢膝、麻木、屈辱而不自知的国人的真切分类。
　　中国读书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不知羞耻为何物的纪录：效忠皇帝竟然成了读书人最大的荣耀，权力成了民族的图腾，象征着正义、天道和真理。读书人可以为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清等各种族、各种形式的独裁暴政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近代曾国藩、李鸿章是为表率。
　　草民推翻一个又一个的真命天子，不过是换了一副又一副的枷锁，周而复始地在毫无自由传统可言的历史里瞎折腾----

　　说到对自由的认识与理解，在当下大陆仍然是令人难堪的话题。与自由相关的常识，且不说官方学者是糊涂还是装糊涂，就连不少以启蒙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专栏专家都在不断地闹笑话，谈何对大众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启蒙和引领？
　　在我看来，自由意味着生命的意义和最根本的价值，无论你是儒家弟子、穆斯林还是基督徒，身处何种文化背景，富翁还是平民，喜欢孤独还是狂欢，乐于享受生命的灿烂、庄严或静穆，自由都是你最初与最终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同时，自由也是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随时都会呼啸而出的一只色彩斑斓的猛虎：
　　“我不爱此瓦，此瓦不自由！”自由是本能，又高于本能：自由是爱、奉献和宽容，是一切正面价值的集合，是人类享受、追求生命的美好的原动力，是人类社会终极的神圣契约。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自由社会，一个人越是遵纪守法、讲诚信、守公德，他获得的自由空间也就越大。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才能紧密地团结起来制定规则，让自由得以充分地实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获得自由，社会成员都有理由感到愤怒。自由一旦变得脆弱和虚伪就会对每一个人形成威胁。
　　物质和精神财富最终唯有为自由服务才具备正当性。发明创造、浴血奋战、吟诗作赋、道义担当，以及法律意义、文化意义上的自由，一切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让人翱翔在自由的空间，更多更好地享受生命的精彩吗？
　　挣脱锁链、反抗压迫是自由的精华。权力为自由而行使才具有正面价值，盲目服从是奴隶的道德。如罗素所言，我们唯一反对的自由是那种减少或妨害他人自由的自由，那么，一个人有没有拒绝自由的自由？

　　没有。选择本身意味着自由，但拒绝自由的选择不是自由，而是反人类或是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拒绝自由等于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自由是上帝也无法剥夺的天赋人权，不存在有或没有，而只在于能否发现或意识到自由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
　　阿克顿认为：“自由所追求的事业也就是正义和德行所追求的事业——反对自由也就是反对正义和德行，也就是在捍卫错误和罪行。”
　　一个人出于自由意志，愿意接受事实上被奴役的处境，在法律领域或许存在灰色空间。但在道德意义上，社会的自由价值观受到冒犯，必然会对奴役他人的人或集团发出强烈的谴责。
　　自由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幸福、生命尊严和一切普世价值的基础和源头。正是由于自由天然正确和无可阻挡的魅力，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手段也要获得自由。自由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却可以让每个人在不伤害他人自由的情况下，无所顾忌地按照个人的自由意志行动，向自己的梦想逼近。

　　自由平等地播撒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光辉，使它具有无可替代的凝聚力，成为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所在。
　　国家、社会、民主、法治、道德、市场、科学、责任、义务都应当是为了最终实现、保障、捍卫、扩大自由的权利而发展起来的体系或概念，以服务于自由为最终目的。随着对自由不断深入的了解，对国家、法律、道德所起作用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只有不断更新观念和改革制度，才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自由本身。
　　富可敌国的比尔•盖兹和居住在孟买贫民窟的一个失业者，奴隶主和一个奴隶，他们共同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自由。怎样保障他们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如果没有公正的法律来保护财产的自由权利，盖兹的财富随时都会烟消云散；孟买的失业者如果没有一张选票保障自由的权利，耐以栖身的棚屋就可能会被权力拆毁。法治和民主则靠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社会来保障持之以恒地有效运行。

　　奴隶主意识不到他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奴役他人的权力，而是自由本身。奴役他人，表明奴隶主已经自动失去了自由的权利，他在暗示所有奴隶：我和你们一样没有自由，我怎么对待你们，你们就可以怎样对待我。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亦勿施于人----这，才是自由。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无论国家还是法律或道德，一旦与人们对自由的认识不相适应，无法促进享有自由和满足自由的需要，就会危害和束缚自由，必须进行改良，否则就有引发暴力或革命的危险。
　　“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在陈胜、吴广解放大泽乡的战斗中，在斯巴达克斯于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愤怒面前，在盟军针对纳粹德国无区别轰炸的弹雨里，在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人权斗争中，无数“不自由，毋宁死”的历史画卷都在证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由是如此平凡，和呼吸一样自然、不可或缺；自由又是如此高贵，它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最根本最起码的权利，只受为了保障它的契约的约束，不容任何形式的玷污、威胁和剥夺，否则，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与荣耀，自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化作一只可怕的凶暴的猛虎。

　　陈独秀领袖的“五四”运动为中国万古长夜划出了第一道闪电，尽管值得检讨、总结的经验和教训颇多，但中国人终于开始用现代文明和“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鲁迅、胡适可谓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1930年，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进而要求国民党反省“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
　　胡适等人对国民党的当头棒喝，后来被鲁迅冷嘲热讽为“贾府的焦大”----台湾学者认为鲁迅对胡适的一系列批评都是在公报私仇，未免有失公允。这涉及到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著名的人权公案：
　　1933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呼吁书的形式，揭露了国民党北平陆军反省院以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政治犯。胡适1933年2月5日致信《燕京新闻》，说他曾同杨铨、成平访问过北平监狱：“他们当中没有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

　　胡适说民权保障同盟造假是非常严厉的指控-----蔡元培、林语堂当即致信胡适，认为并没造假。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公然替政府当局遮掩罪行，为虐待政治犯、侵犯民权发言辩护”，显然在立场上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出现了重大偏差。胡适1933年2月22日答《字林西报》记者问，再次攻击民权保障同盟造假，对蔡元培等人的警告置之不理，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开除其会员资格。
　　鲁迅于1933年4月22日发表《言论自由的界限》：“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结果给他塞了一嘴马粪。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个人以为，鲁迅是站在自由的立场上，对胡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脱离“贾府”，成为完全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批评是否到位和中肯，见仁见智，但总归属于自由的范畴。这也是鲁迅身后，胡适沉痛地说“鲁迅先生是我们的人”的原因之一。
　　让自由免受权力的伤害，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党派或政府取得人民支持的前提，都是因为它们以各种方式承诺保证人民拥有自由的权利。也就是说，权力唯一的合法性来自它保护和捍卫自由。因为行使权力容易伤害自由，必须对权力保持高度警惕、分权制衡、实行新闻自由，这是自由得以实现的最起码的需要。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五四”之后，经过反右、文革的肆虐，中国大陆本就薄弱的自由主义传统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言论自由的空间在不断扩大，五花八门的自由主义学说也在陆续引进，但总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大陆的左派和部分右派，以及官方学者，连自由与经济、民主、宪政的关系都没搞明白或假装搞不明白，就开始指点江山、误导苍生：
　　左派针对改革出现的弊端，要求回到过去的集权和计划经济，以雷霆之势遏制腐败。他们看到了问题，但开出的药方完全错误。自由意味着平等，但不能以平等的名义扼杀自由的活力。绝对的结果平等意味着死水一潭。自由当然鼓励起点平等、过程公正的竞争。竞争结果的不平等，可以通过税收调节和建立福利制度来加以缓和。
　　一些下流学者以右派自居，似乎反左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认为损害平等的自由是通向自由之路必须付出的代价，从根本上就违背了自由的宗旨，把发展经济当成权贵掠夺资源的遮羞布，各种歪理邪说满天飞，以致于公然要“为富人说话”，富人已然是受损害的群体；更有甚者，呼吁“中国农民不要害怕成为中产阶级”----“何不食肉糜”源自皇帝的昏聩和无知，而假设农民在现阶段具备成为中产阶级的实力，只能说是学者太过无耻，丧尽天良。

　　中共17大前后，为获得大众的普遍呼应和支持，确立合法性，以应对毛派对改革的攻击，官方学者开始强调民主、民生的重要性，但留了一个长长的“中国特色”的尾巴。
　　几千年来，除了愚民不息、专制不止，中国有何特色可言？刨开所谓的四大发明，在思想领域和科学领域，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过一样划时代的重大贡献没有？科学与民主来自哪里？马克思来自哪里？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又来自哪里？
　　落后不可耻，可耻的是抱残守缺。
　　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其各自的特色，但万变不离其宗，管你什么特色，最终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而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具体到中国大陆，要清除腐败、解放思想、解决贫富分化、追求社会公正，当然离不开新闻自由的强力介入----

　　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13大，提出“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20年过去了，《新闻法》、《出版法》千呼万唤不出来，算不算中国的特色？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俞可平发表《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高谈阔论“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却避而不谈言论、出版、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64年过去了，官方学者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和理解，非但没有进步，反倒还在退步,也算中国自己的特色?

　　中国特色的民主不是一句敷衍的口号，要真正落到实处，只有脚踏实地从新闻自由开始。
　　言论自由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体现在：压制有利于自由的言论，无疑是在冒犯自由；压制“危害”自由的言论，无以彰显有利于自由的言论的可贵，而且，权力如果当了运动员又当裁判，定义言论的有害或无害，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平等的原则。
　　没有前卫谈不上普及，没有摩擦就没有进步，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扼杀了让思想自由地交流、撞击、拼杀，以获得提升的可能。
　　民主制度、公民道德、言论自由、人人生而平等都是保障、实现自由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司法公正、接受自由民主的义务教育、社会福利;只要不伤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大门便应开启，与自由之虎订下契约：你为人人，人人为你。

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大历史

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大致上以目前的记忆力,写读书笔记这件事情,就凭记忆写吧,反正能记住的都是最主要的,如果去翻书的话,会发现整本书都是新的,然后就不知道要写什么了.

然后最近这几个月断断续续看了关于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四本书,发现这几本书之间都有联系的,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中国的问题。

四本书分别是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且基本无药可救。但他老人家愣要找出个方法来，于是生硬的整出来一个发挥中国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的方法来，这思想大概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驱了。我把这归结为梁漱溟的局限性，作为一个从未出过国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他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也有中国特色，也就是不科学，没有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因之看出了问题，却不知道问题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于是也就只能整出来那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读梁的书最大的收获是“中国文化早熟”的说法。即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经过很多层次，而一步登天，所以说中国人不如西洋人，是因为“过”，而后“不及”的。于是产生中国社会两大特点：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二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我理解这个东西，中国的政治制度成熟过早，然后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于是整个中国历史演变成了一部帝王术的历史，其焦点都在帝王们如何耍弄权术，加固自己的统治。一代一代的帝王，所考虑的全部的事情就是吸取前朝的教训，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以求千秋万代。然后全中国，上至官僚和知识分子，下至目不识丁的农民百姓，都站在了同一条逻辑线上，甚至于身无片瓦的农民们都会站在帝王的角度上考虑，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即“中国人个个都是顺民，也个个都是皇帝”；“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做一个顺民亦可，或者就是想做皇帝，要众人都听他的；而要大家互相商量合作，却不会。”

这种早熟的文化，首先是将每一种技术进步规划为加强自己统治的工具，而后则开始抑制技术进步。于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在早期发明了纸张、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却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文明，没有带来大航海时代，而只带来了科举制、文字狱，带来了固步自封的“康乾盛世”，带来了1840年以后的百年屈辱。

整个中国社会，在1840年外界的强力介入以前，非但没有向前发展，反而在不断地向后退，开历史的倒车。而1840年以后，所有的进步也都来自于外界的强制力，对外开放通商是因为打了败仗，公派留学、洋务改革、开放现代教育都是因为混不下去而被迫向外学习。而一旦有了一点条件，马上又回到了一个封闭停止的农民国家（1949-1976）。近三十几年，则有赖于经济的开放和发展，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在强力推着中国向前走。而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强制力的存在，中国恐怕会直接走回到封建王朝去了。

梁漱溟总结中国文化的最大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没有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感情和需求被压抑和抹杀。总结西人所长，在于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与之相对，中国人最大的缺点也就集中于四个方面：一，不讲公德、缺乏国家观念、自私心重；二，缺乏纪律习惯、公共场所没有秩序；三，缺乏组织能力，如一盘散沙；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并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锻炼的结果。

问题是指出来了，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和路径呢？梁漱溟实在无能为力了。这会让人很绝望，产生宿命论，即，中国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的。

幸好，又另外两位专修史学的大家给我提供了一些思路。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从宏观的地理、气候、经济角度，阐述了中国历史的轨迹。中国因特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走上了一个农业、中央集权大国的道路，而中国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的缺陷则在于缺乏数目化的管理，尤其是经济上的数目化管理。而我在看《最愚蠢的一代》的时候意识到，中国社会之缺乏数目化管理，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也是整个社会领域的。概括而言，中国没有科学。

所谓数目化管理，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农业社会，没有数字，统治集团的统治建立在一个笼统的层级统治基础之上。缺乏数字化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转是停滞的，无法承受任何制度上的变化。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要保持一切不变，僵化住才可以，因此也就没有法治，有的只是道德，从君王到最底层的百姓，每一个人的合理性，都建立一套道德体系的基础之上，即孔孟儒学。所谓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不被信奉，则社会必然走向动乱。而事实是，经济上的缺乏数字化管理，又是一个这么大国土、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其矛盾会不断积累而无法解决，最终每个朝代走向崩溃就是历史之必然。而每一次动乱，就导致基本的道德体系的崩溃，最终，那个重新将国家过于一统的人，必是一个非常强力，对外言必称传统道德，而对内则阴毒、狠辣、无所不为，最终方得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这样的结果，最核心的官僚集团永远在说谎，而底层的知识分子和百姓们则靠着传统道德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和运转。但每个朝代，上层的病毒总会不断蔓延，最终至整个体系从道德上溃烂，并带来经济上的崩溃，最终政权崩溃。如此反复，不尽循环，恶性的。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经济领域的数字化管理，现代金融、保险制度都已经建立，借助于对外贸易和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这些数字化管理正在走向完善。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但是，我们还缺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社会的数字化，这有赖于社会研究学者们的努力。

唐德刚并没有否定毛泽东，他坚持毛泽东是大英雄，如果他的时代到1956年，他绝对是个伟大的人物。而他晚年的错误，可以归于中国传统文化条件下的一种必然。也就是中国刚刚结束两千年的帝制，在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帝王的复辟是必然的现象。毛不过是借助于客观的条件，实现了自己的帝王梦而已。但这种逆潮流而动的现象，终归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最终，中国毕竟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走向现代民主社会。唐甚至于直接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间定义为200年，也就是还有三四十年，就可以走向西方似的现代制度了。

我对这个判断大致持支持的态度，但不得不说，其中尚有很多变数。在唐德刚和黄仁宇成书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恐怕还看不到互联网的影响，也看不到现在这种官僚体系走向如此发达和泯灭了所有的人性。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也都还把国家和人命当回事，可是现在的领导者，已经完全无视国家和人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天欲使之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如是，则大变化也许很快就来了。

但变从何来？变化的过程又将如何？如何将变化中造成的动荡和损失降到最低？

我不得不说，黄仁宇让我对必然的变化持乐观态度。而我看到的现实，则虽然大范围的暴力似可避免，但动荡在所难免。中国毕竟不是台湾。台湾弹丸之地，又得日本殖民半世纪之久，民众之公共素养已有一定基础，而冲突则没有那么多样和矛盾。而且蒋治下半世纪，虽然有党禁报禁，但毕竟经济是开放的，教育是现代化的，民众基本素养是的保障和提升的。而今日中国，前途如何，实未可知。

我想，唐德刚对毛的肯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认为毛的所有手段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其二是他对毛行事的细节并不了解，因而忽略了毛行事的动机，也美化了其上位过程中的卑劣。这一点，在高华的书中，从微观层次很好的解析了毛个人的行事动机，也解析了这个体系发展和成长的过程。这让人格外无法乐观。毛一手打造的体系，是一个如此邪恶的体系，消灭了人间一切真善美，把每一个体系内的人打造成恶魔，进而污化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对这民族灵魂的荡涤，又岂是几十年之功可以完成的。看今日世间万象，我有足够的理由乐观，也有足够的理由悲观。如果中国进入一个剧烈的转型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些被毛所害，却奉毛之命，残害那些欲拯救他们的人，又将走向何方？我希望人心本善，不论你信仰谁，信仰什么，都该尊重生命。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最该做好的准备。

所以，中国人最缺的是向善之心。且不要为了谴责，丢了自己的善心。

我相信中国的转型在未来20-50年之间会发生，我也相信，现代科技和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势头无法阻挡。我想寻找那些最正面的力量，以及最可避免负面结果的方法。

其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提供最坚实的技术基础。经济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制度的建立仅仅是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中国需要普及现代经济意识和市场意识。最简单的，中国人应该知道，市场比有形的计划之手有效得多，而不能贪图眼前利益，过度的寄希望于政府插手市场。最直接的，中国人应该意识到，房地产的涨价，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府调控，而不是房地产商。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并且坚持理想的企业家们。

其二，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是减少转型期可能的动荡，推动转型的最重要的动力。庆幸的是，虽然一次次灾难造成重大损失，但在灾难中开始看到中国人积极的行动，开始看到公民意识的提高。这让我意识到，公民组织的重要性，也就是NGO组织的大发展和普及，是提升公民素质最重要也最可行的手段。这些组织没有必要牵涉政治，因而可以得到发展空间，而这些组织可以训练人们的公益意识，也可以传播公益意识，让中国人从传统的“农民”和“小市民”走向现代公民。当每一个人都成为现代化的人，则政治体系的改革也就理所当然了。我想，我们需要借助于各种公益组织，传播现代化的价值观，也传播“善”的理念。

其三，中国需要社会上的数字化，中国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需要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积累。让中国建立关于社会的数字化体系，是一项庞大的，需要动员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学者、学生、研究者、志愿者的工程。但我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和积累，可以让整个民族和国家受益匪浅。这种研究，是保持国家稳定向前发展最根本的保证之一。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赛德克·巴莱》----文明的冲突

从个人价值观角度而言， 我把 《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评价为我看过的最佳华人电影。所以，我必须要写下自己的感想了。当然，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

也许导演的控制能力还没有炉火纯青，也许投资和技术还有很多缺陷，但是，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华语电影中少有的史实级巨著。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最诚实的展现历史的电影，没有意识形态，有的是对人类历史冲突的反思。这种对于人类历史的诚实，是广电总局领导下的中国电影以及充满那一岛风情的香港电影永远也摸不到的层次。这种诚实，是只有在华人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权下的自由环境中，才可能孕育出来的果实。

我不知道都是一些遭受着什么样教育和宣传的人，才会把这部电影当作狗血抗日剧来喝彩。而大陆版本影片结尾那一段简述日本侵华历史的字幕，我只能理解为是广电总局献演，或者是导演为了迎合大陆审查所为。因为那就像一粒苍蝇屎，完全搞臭了电影本身的意境和思想，活生生把一部反思文明冲突的电影变成了煽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糟粕，就如同看着电视上那些抗日电视剧一样的恶心。而现实是，今日之政权，无论怎样为自己的无耻涂胭抹粉，都抹不去他们的罪恶。

影片的主旨应该不是反战，但毕竟，从表面而言，是展现了战争的残酷的。尽管莫那头领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死的理想化的理由，“如果文明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但这种牺牲确不是他们想要的，而是冲突以后，为了寻回自己的尊严所作出的抗争。而这个过程，恰恰是一种反思，为什么一定要有战争？为什么一定要杀戮？电影展现的那些血腥画面，尤其是选择自杀的部族女人们、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并且自杀以求解脱的一郎和二郎、那些死去的孩子们，显然不是为了歌颂战士们的英勇，而是为了表现战争的残酷。但是，现实中反战的电影太多，而这部电影把反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也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如何避免战争。尽管电影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从史实叙述中，不难找到答案。这个答案才是这部电影真正要表现的东西吧。

这个答案就在于思考文明的冲突。人类生而为动物，而动物是原始和野蛮的，适应的是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让自己发展成为文明的动物的历史，一直在探索和思考的，是如何去除那些自然的动物天性中野蛮和原始的部分。只是，这个过程，代价太大，人们在不断杀戮、掠夺、互相压榨，人类在拥有了智力以后，其所行之罪恶甚至于超越了动物的野蛮和原始，甚至于丧失了动物那原有的诚实。

人类需要反思，如何找到真正的文明，也找到真正的文明进化的方式。我可以把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理解为这种反思和追求的结果，但显然还需要成熟的过程。

人们需要思考，人类的智力，除了带来文明还带来了什么？难道上天授予人类更强的能力，是为了掠夺和杀戮？那样的人类，迟早会受到上天和自然的惩罚。人类，确实需要和平，而和平从何而来？又如何一直继续？发展到今天，那些不以暴力形式存在的掠夺和不平等又该如何消除？

人类原始是野蛮的，但总有一部分人群首先发展和进化，而这种发展和进化首先体现在技术层面。于是进化者开始和原始人群产生冲突，文明的冲突从此而来。但是，不幸的是，进化者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去帮助落后者，而是掠夺甚至于屠杀，这确是动物的天性，为了资源和生存，诉诸武力，胜者为王。

野蛮和文明的冲突，信仰和物质的冲突，本应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却因为人类的贪婪和残忍，将人类拖入到了无穷无尽的战争中。如果外来文明属于相对高等的文明，具备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有更先进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文化，而本地文明处于原始甚至野蛮的状态。双方必然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该如何处理？外来的高级文明，该如何和本地传统文化相融合并相互传播自己的文化？号称高级的文明，是否该承担更多的把人类引向和平和文明的责任？

好莱坞电影在这方面的反思显然并不多，不知道是否与美国建国的原始罪恶有关。过去二百多年的美国，在不断追求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改善着制度的缺陷，不断的自我纠错，但是，美国人对于自己入侵新大陆是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恶所作的反思，却远没有其它领域的反思那么深刻和理直气壮。也许，那是他们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伤口，是美国人永远的阿喀琉斯之踵。《阿凡达》反映了类似于美国人祖先入侵北美大陆时的原始血腥，但却没有反思。而《第九区》则展现了对外来弱势者的反思，这确是美国人可以承认的罪。在《超级战舰》中看到的，却是人类原始的好战情绪，面对并没有展现出进攻意识的外星人，主动攻击，而且给自己寻找各种合理的开战理由。

 因此上，我觉得《赛德克·巴莱》是值得上奥斯卡的，至少，比仅仅是反映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和个人冲突层面的思考的《卧虎藏龙》要更值得。

对于台湾来说，放大到整个中国来说，日本都是很不幸的外来入侵者和殖民者。二十世纪的日本文明，只是技术层次上的文明，而这种技术上的文明被用来行使野蛮的掠夺和杀戮，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外来文明。类似于蒙古人在十二世纪的野蛮行径导致中华文明出现大倒退一样，日本人的入侵带给中国的，似乎是一道永远也去不掉的枷锁。这个沉痛的枷锁，就是仇恨。而仇恨，是阻止人类走向真正的文明的最大的障碍之一。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追寻文明的过程中，最大的坎便是关于日本人的。似乎任何的野蛮和暴力，当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就都变得理所当然。而人们似乎无法也不愿意承认，战争和屠杀是关于全人类的。人心中的暴力意识一旦建立，显然不会仅仅指向于一个与自己有着仇恨的民族。只要条件出现，这种暴力的意识会随时指向任何一个自己的敌人，甚至于只是假想敌。比如，《战舰》中的那些外星人，比如，那些刻着标签的富二代，比如，城市和农民，比如河南人和东北人，比如城管和医生，比如皇马和巴萨的球迷。。。。仇恨太多，无处发泄，随时爆发，万劫不复。

《赛德克·巴莱》所反对的，不仅仅是战争，更是仇恨。因为解决文明的冲突问题的一个必需的前提，就是包容和尊重，是用来是克服仇恨的力量。这也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终极意义。

也许，印度人是幸运的，他们遇到了相对比较文明的外来高级文明，他们有佛教的传统，他们有倡导“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甘地。他们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今日的文明。他们吸收了先进的文明，又保存了自己的灵魂和文化传统。以至于我相信，无论如我们如何嘲笑印度人在物质上的不文明，但是我们不得不相信，印度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最终，他们会走到前面。不仅仅是发达的物质，更重要的是，是精神、文化、道德、信仰，都在。

可怕的是，我们的教育和媒体确在不断灌输仇恨。而灌输仇恨的目的却只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为了他们可以长治久安地压迫、剥削和掠夺。但是这种仇恨的灌输，却被广为接受，并戴上了爱国主义的花环。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极端的邪教组织，恐怕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的媒体和教育更喜欢歌颂战争，歌颂牺牲，而忽略了那么多死亡，那么多不想死的人被迫去当了炮灰。教科书中和媒体中到处都是杀人的英雄，可是，有谁知道，真是的战争何等残酷？战士是否愿意牺牲？朝鲜战争，有多少人是被自己的督战队杀死？村里参加过战争的老兵给我的讲述，都不是关于战场上英勇杀敌的，而是关于被抓壮丁被迫上战场和督战队枪杀不敢冲锋的士兵的。

我们该如何摆脱这种痛苦、野蛮和愚昧？

影片中最震撼的一幕，是一郎杀死自己深爱的妻子和孩子并且剖腹自杀的一幕，是二郎在他们的尸体上上吊自杀的一幕。他们在文明和野蛮中寻找不到方向，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种族和精神的信仰，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选择是野蛮的，是落后的，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自杀，让自己不要再做出选择。

是什么，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答案，原始部落的一方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还处在原始阶段，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灵魂，行使野蛮和原始，他们没有现代文明。他们相信自己要有自己的猎场，要用生命守护自己的猎场。他们相信，猎场是可以用武力和杀戮抢夺来的。但是，他们并非没有文明意识的，事实上，如果日本人懂得尊重他们，和他们合作，他们是会慢慢接受现代文明的。但是，日本人，显然不是高级的文明。他们的高级，仅仅体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上，而这些被用来掠夺、欺压和杀戮。

我理解，高级的文明，应当是真正的文明，在与其他文明和人群的交互中，应该是持有包容和尊重的，应该尝试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给落后者带来更好的生活的，而且应该是尊重别人的信仰和选择的。双方应该是交流和合作，先进者用先进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文化，用真正的文明，去影响落后者，同时还要尊重落后者的精神和灵魂。就像今天的印度，既接受了先进的文明，又保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像新疆和西藏，企图用一点经济利益的交换，在暴力保护之下试图去消灭别人的信仰和精神家园。那样带来的结果，就如同《赛德克·巴莱》那些原始部落一样，必然是长久积压之下的反抗。

真正高级的文明向落后的文明扩张的过程一定是从尊重和包容开始的，一定是和平的。而和平只是结果，保障和平的手段是什么？这是今天，号称文明的人们需要思考和实践的。我想，《赛德克·巴莱》除了解释冲突产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希望人们去思考，如何避免文明冲突中的暴力。这是诚实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思考，而不是狭隘的关于历史记忆的仇恨，更无关乎统治者才有的意识形态。人类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就是和平的文明。而不是那些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垃圾与毒药。

  

    

  

人类已经进步到可以用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从而避免战争了吗？

我得承认，现实并非乐观，无论是历史已经展现的，还是社会规律可以推演的关于未来的，我都知道，战争似乎无法避免。

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日本人侵略的原因是什么？是资源。人类需要争夺资源。当资源不足时，还可以有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吗？人类历史如果没有战争会如何？今天的地球是否已经被吃光？人类是否将面临末日？恐龙灭绝真的只是因为自然灾害而不是他们过于庞大的群体消耗光了地球？

电影《后天》中的一个小细节，人们为了生存烧书时提出了疑问，是否可以焚烧书籍？因为那是文化和文明的象征，是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成果。好莱坞商业大片不会很深刻，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也很简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电影中的反思只是提示人们要尊重知识。

相比之下，TVB剧集《天与地》中对于人吃人的反思，就真正触及到了人类底线。当人们因生存而产生竞争时，人类是否还会回到野蛮的状态，像动物一样的弱肉强食？人类文明进步，就是避免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可是，如果资源不足，人们不得不面临着你有得吃我就会死的境地的时候呢？

事实上，今天的地球面临着差不多七十亿的人口，就是资源不足的。简单的现实是，如果全世界人口都像发达国家人一样消耗资源，资源是不够的。非洲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都在充当着这个地球的底层，他们生产，而消耗很少，甚至于很多非洲人的存在对地球而言根本不构成负担。如果他们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耗，地球会怎样？

这似乎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地球上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发达国家在不断帮助着那些欠发达的国家。可是，那只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畴内。难道他们不知道并且正在实施各种制约措施，避免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发达起来，和他们争夺有限的资源？

和平时代的资源分配同样面临争夺，只不过争夺的手段看起来没有那么暴力。但是，今天通过经济手段的掠夺和使用战争手段进行的杀戮有什么本质区别？难道文明只是用刀杀死猪和用电杀死猪的区别？

今日之文明只是没有那么野蛮而已。但是这种和平手段的掠夺如果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呢？就像中国，在制度暴力和思想暴力之后，正在走向现实的武力掠夺，大锅饭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了，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似乎也不在发挥作用，于是暴力拆迁就派上了用场。扩张和掠夺，不但同样缺乏包容和尊重，甚至于原始人类和日本人一样野蛮而愚昧。并且还多了“意识形态”武器，用教育和媒体机器宣扬并孕育着仇恨，培养着暴民的储备，随时准备玉石俱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引向大规模的战争。

愚昧是不平等掠夺得以存在并被合理化的基础。那就要通过文明的教育首先消除愚昧和野蛮。

人类贪婪是不可挽救之恶吗？资源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充分使用的时候，人们是否可以遏制自己的贪婪，与他人共享？面对资源不足的状况，人类除了不断发展技术解决问题，必须要克服的是贪婪之恶。就像今天的中国富人，为富不仁，永不知足，随意挥霍，而不会用自己的财富改造世界，帮助他人。当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财富本就来自掠夺。而与之相反的，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先进文明下的富人们已经超越了贪婪的境界，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这并不完美，但却是必须的方向。

在走向真正的文明的过程中，教育和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媒体在监督之外还应该做什么？如果媒体只是负面报道，监督那些作恶的个人和企业，是否只是单纯地造成仇恨？媒体在起到这种监督作用之外，是否还应该多一些善良的宣传？化解中国人心中的仇恨？

很可怕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美国人有基督教，印度人有佛教，中国人靠什么去反思？中国人只是关注于个人利益，难道那些社会责任真的都要靠散兵游勇一个样的每个人关于善的信仰？“善”足以成为支持十几亿人的信仰吗？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教育在完全控制之下，党化教育和仇恨教育无法避免，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可以做什么？媒体人呢？传播真正文明的媒体在哪里？

如果可以，教育如何得到保障？媒体如何得到保障？

中国的传统，是缺乏宽容的，争斗都是你死我活，而缺少合作和共赢的传统。今日做生意，不是合作共赢，而是互相拆台。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难道不可以大家一起做，而一定要靠打倒别人才让自己站起来吗？那样的话你不也会随时被打倒吗？一个人人时刻提防的社会，一个人人互害的社会，如何孕育出真正的文明？

我理解今天，文明社会的政治斗争，应该是政见之别，观点不同，目标一致而手段不同。而中国传统是没有政治的，中国政治只有成王败寇、帝王将相、草民流寇。我常怀念大学时看过的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一部虽然有冲突，却充满爱和善良的电影，一部没有反面人物的电影。可是看中国电影，却总是充斥着大奸大恶之人，似乎好人总是少数和弱势，总是被欺负，似乎时间处处险恶，似乎每个人都要时刻提防，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美国历史上亚当斯和杰弗逊的争夺，二人虽然政见完全不同，虽然互相拆台，但却可以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善的目标。

也许，中国人最该考虑的，是，每个人，怎样充满爱？其实，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只是，我们需要走的路更多一些，也更艰难一些吧。

中国传统文化（3）--和谐社会，法律算个屁

新闻，健力宝在1992年奥运会送给金牌得主的金罐被发现造假，于是那一年的奥运冠军之一庄晓岩要起诉健力宝。但是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庄晓岩放弃起诉了。起诉不起诉，不管怎样折腾，最终的结果，你想得到，会有很多领导、朋友劝告庄晓岩放弃起诉。你起诉有什么用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值当的。而且，你一个奥运冠军，这也不好看啊。大局为重。
事实上你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大局为重”。意思就是为了大局，为了稳定，为了面子，为了和谐，可以不论是非对错，不论法律，而只论和谐。
争端出现的时候，总会有和事佬出现，会给你说，你看，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那样那样那样，那样这样就乱了，乱了就不好了，大家都不好看，还闹的都是矛盾，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呢？和气生财不是。
于是就和谐了，没有了是非对错，没有了法律，所有的矛盾都被掩埋，直到有一天，矛盾积累到爆炸的程度，推倒重建，再来一个循环。这种和谐思想推动下的循环，就成了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动力。

可以把这看作是农业社会传统，家族政治的结果。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家和万事兴。一家之内，就算哪个人做错了点什么，谁的利益受损了，也是和谐为上。商量商量，退让一步就解决了。
中国自古是一个没有法律传统的社会，统治者为了宣扬自己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为了加强皇权的独裁统治，便为自己找到了一套统治学说，而这必然一套有迷惑性的学说。于是“天地君亲师”“忠义礼孝信”这样的道德规范便作为一种社会的总体规范诞生了。而这一套规范的特点就在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信奉和服从。单纯对皇帝的信奉和服从是很容易被发现其不合理性的，而如果加入了另外两个层次的信奉就不一样了。其一是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其二是皇帝代表百姓对什么的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各种祭祀礼仪。
古代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通常感觉上，与军队、官员管理相关的吏部和兵部最重要，于今人而言，会觉得礼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就是掌管祭祀、礼仪什么的嘛。可是，如果搞明白一件事情，即中国封建王朝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根本上都来源于这个“礼”，就知道，礼部实际上是六部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用仪式上的东西，和不分是非对错的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的观念来代替对错分明的法律，演变到民间就是用道德代替法律，以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存在和运作的基础。
道德谁说了算？统治者说了算，或者说统治者借圣贤之口说了算。于是，在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创造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的过程中，那些合乎统治者口味的文人被尊崇成了圣贤，然后经过不断的改造，以最终符合统治者的需求。孔孟，朱熹，即如此。

对于历史，尤其是对于这些事关人文的历史，个人并不了解多少。只能是随便说说而已。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述，虽然严明并非要借古演今，但实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传承的历史。而明朝的历史，当是对今日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满清入了中原，就迅速被同化了。
黄先生提到的一个明朝官僚结构中重要的表现，即以道德治天下。即使一个人因违法被宣判，无论其真实理由是什么，最终宣判的理由一定是道德层面的理由。
统治者要维持其正统地位，而封建官僚统治体系的低效，导致其运作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和缺陷。于是，要维持这种运作，必然无法用严谨的法律尺度来衡量，能够保持其正常运作的，就是这种道德，即所谓礼仪。
所以，看似大权在握的皇帝，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礼仪的符号。如果一个皇帝肯于遵守各种礼仪，以作天下表率，该祭祀祭祀，该读书读书，该上朝上朝，该耕地耕地，就意味着天下太平。而一旦皇帝放弃了这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实际上就意味着礼乐崩坏。
礼的崩坏，实际上就意味着皇朝失去稳定和谐，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因为人们之所以认同皇帝及其家族的统治，认同一层层官僚的统治，就因为相信这个礼。如果皇帝和官僚们坏得过度了，导致礼乐崩坏了，也就是天下要乱的时候了。

怎么样才能避免礼乐崩坏呢？对于没有法律观念的官僚士绅们来说，就是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一套禁锢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这一套道德观念之下的国家，讲和谐稳定而不讲是非，所有的矛盾都会被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以和谐为第一要义的原则解决。如果有过于严肃的人，是非观念过于鲜明，运气好的，如海瑞，被边缘化的同时还落个好名声。运气不好的，太多了，都掉了脑袋。
这样为了稳定而和谐的结果，其实也为最终的礼乐崩坏埋下了种子。而且这种崩坏是无法自我修复的，必然要推倒重来的。
这是在一个没有法制传统的国家里，无奈的选择。或者说，从法理上是无法解释皇帝家族的统治的，是无法解释官僚们的统治的，于是只能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法理。

所谓礼乐崩坏，其实就是以下犯上成为常态。而所谓礼乐，也就是打着道德之名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这其中，又以父母子女之间的“孝”最具迷惑性，以至于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以孝之名，行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之实，以泯灭人的独立性和基本的人性。传统意义上的“孝”造就的是人格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造就的是奴才似的教育。在古代，这种不平等被理所当然的延伸到统治阶层，直到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这还不够，统治阶层还制造了虚拟的天地诸神，利用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来确定自己地位的合法性。
在今天，官方推动“孝子”工程，其本质还是要教育出听话的人、不独立的人，并希望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听领导的话，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考能力，以此谋求长治久安，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谋求合法性。
说不清楚的，引用一段微博文字：#段章取义#：道德一说滑坡，“百万孝子”工程便登场。孰不知，父母与孩子是平等的，维系他们的是爱而不是孝， 是发自内心的愉悦。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只是统治者虚构的道德说教，其本质是让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一种投资与回报的互利关系，从而减轻政府应承担的职责，同时造就父母与子女人格上的不平等。
一首《常回家看看》，在我听来，似为父母“乞求”子女回家，这其实是人格上缺失。看看世界上众多的国度，当父母并不乐于依赖子女，而是开心地游遍世界。说到底，公平自由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父母与子女人格上独立，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了他们的爱不受制约。

“孝”，就像爱国一样，依然是最具迷惑性的东西。而事实上，独立、平等、自由，才是最重要的。法律框架内的个人利益得到保护，最终才会演变到整个社会的合理运作，人们的互相帮助、团结协作才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之相反，强制的要求个人为国家或者集体作出牺牲，要求子女为父母作出牺牲，则是对每个人利益的侵害，而最终演变出来的，是一个每个人都在撒谎的、虚伪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在受到侵害的社会。而受益的，只有那些掌控了权力的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而老百姓则在迷茫中不知所措，自己与自己争斗。就像出租车司机把矛头指向黑车司机，而忽略了，公司以及公司背后的权力才是让他们利益受损的根源。

从和谐到集权的合理性，以及集权存在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一个演变推理的过程，说得并不清楚。但大概的意思就在这里了，凑合着理解吧。

中国传统文化（4）——该死的独立知识分子

我们，可以花五千块钱买一部电脑或者一部手机，但是却不愿意花几块钱买一个应用程序，不愿意花几百块钱买一个其价值不差于一部电脑的软件。我们可以花几百上千块钱买一件衣服一双鞋，却不愿意花二十块钱买一本给自己带来知识和思想的好书。我们，可以花很多钱玩网络游戏，却不愿意花几十块钱去看一部电影、买一张CD。这里的我们，不是全部，只是相当一部分人。

软件、书、电影、CD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就是知识，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同样凝结了人类劳动的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可以笼统概括为，知识份子。我们都该尊重他们的产品，并为使用他们的产品付出对应的货币。这样，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知识才会得到承认。这样，我们的创意才会得到承认。这样，一个社会才有了创新的基础，才有了强大的基础。当然，意义不止这些。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为的灾难，除了战争，大部分都跟一类人有关，知识份子。对于知识份子，从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吃饱了撑的就搞破坏。所以，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是该死的知识份子。虽然统治集团本身都是由知识份子构成的，历代统治者都在从知识份子当中选拔官员。但是，一个知识份子，当官，和不当官，其待遇是天差地别。当官，就是光宗耀祖，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不当官，就是下九流的臭老九，连妓女都不如。而当了官的知识份子其实已经不是知识份子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了。于是不再有独立思考，判断道理的依据不是道理本身，而是统治者的需要。当然，中国历史上极少独立知识份子，最多，也就是有点隐士。这样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开始那句话，中国历史上除了战争的大部分灾难，都和知识份子有关。从焚书坑儒开始，一直到清朝的文字狱和近代的文化大革命，无数的人死去，无数的书籍被焚烧，其目的都在消灭多元化的思想，消灭独立知识分子，只留下那些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奴才型的知识分子。今天，这些人有个名称，叫“公公知识份子”，被阉了的那种。

中国社会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人们很容易就从这些问题中看到自己成为受害者，并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恨之入骨。比如，医生。没有被医生坑过的人很少，除了那些实在贫困看不起医生的人。医生确实有很多问题，态度恶劣，收红包，乱开药，乱开各种检查，和医药代表狼狈为奸，然后业务水平不行，时不时地“草菅人命”。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就如同人们不停地骂公务员然后纷纷去参加国考一样，考医学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参加高考的学生家长们所最期望目标之一。人们痛恨犯罪，担当人们看到犯罪有利可图又不受惩罚的时候，就都想去犯罪了。至于这伤害了谁，可就管不到了。于是，所有的人都在犯罪，互相伤害，于是，每个人都充满戾气，仇恨每一个抽象的伤害过自己的群体中的人。

对于医疗系统存在的问题，我曾经在微博上用一百多个字概括了一下：以药养医只是本朝治国方针的体现，即以经济杠杆逼迫所有人要么成为犯罪集团的一部分要么甘于清贫。而本国传统是成王败寇笑贫不笑娼。除了统治集团内的罪犯都承受民间道德压力还面对政权法律压力，失去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为生存而乞活。统治者则可安然犯罪。

这样似乎不够，于是，想多说一些。

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是打压知识分子，其直接目的是使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成为统治者的附庸和奴才。而最根本的目的则是为了愚民，因为只有愚民，才能让独裁统治者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让大众高呼万岁。

医生和教师都属于知识份子阶层，靠学习专业知识和训练专业技能为人提供服务，并以此谋生。医院和高校在本国都属于事业单位，接受财政补给，但是处于体制边缘，既不属于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也不属于市场和民众，受政府控制。
于是，医生和教师成为政府转移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

政府通过两种手段促使这两个群体犯错误，从而导致其站到公众的对立面，承受公众的谴责，发泄公众的不满和怒火。
第一种手段是经济杠杆。医生和教师是两个需要经过大量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从业者的职业，其从事的是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才能成为优秀的从业者。但是本国却从经济上不承认知识和经验的价值，只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其劳动的价值。民间也接受这种观点，当有教师和医生说自己的收入太低时，常有人质问“农民工才挣多少钱？不相干你可以不干啊！”问题在于，你愿意把你的孩子让农民工去教吗？记得了病回去找农民公看吗？那些人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属于愚民的一部分。医生和教师的经过训练的得来的专业知识和实践中不断积累得来的经验是有价值的，但在中国，这种价值体现在政府掌控的职称评定上。而职称评定往往和医生与教师的真实能力无关，却取决于其如何去适应体制，比如写论文，甚至于取决于领导的决定。这样，这两个群体通过工作所获得的正当收入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他们要在合法的途径内提高自己的收入，就必须要服从于体制和领导，这样也就失去了独立性，从而成为了统治者的附庸。
如果只是这样，这两个职业将会无以为继，因为无人愿意付出那么高的培训代价，并承担很高的工作压力，然后从事那份收入并不丰厚的工作。这就涉及到促使他们犯错的第二种手段。
第二种手段是通过制度上的漏洞为这两个群体创造通过犯错误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应试教育和科研制度为教师提供了获得额外收入的途径，而红包和以药养医则为医生提供了获得灰色收入的途径。但这些途径都是违法或者违背职业道德的，制度和法律应该禁止这种行为。可事实恰恰相反，制度却为这些行为提供了空间，并且由于法制不健全，使得对这些行为的惩罚不取决于法律，而取决于社会上的道德谴责和领导的行政指令。这样，这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一方面为了提高收入，钻了制度的空子，犯了错误，站到了公众的对立面，遭受到的谴责，无法挺直腰杆做人。另一方面，其把柄握在领导手中，作为领导，随时可以利用他们所犯的错误惩罚他们，但只要他们听话，就可以不受惩罚，或者只承受暂时的惩罚。
于是，领导成功地让教师和医生这两个群体成为公众谴责和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对象。这既让公众有了发泄愤怒的途径，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公众看来属于体制内，发泄起来还很有道理。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他们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和发泄不满的方向。因为这两个群体并不属于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他们只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最为担心而又倾尽全力进行压制的知识份子阶层。文革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打压运动，而正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确立了毛泽东神一样无可置疑的地位。由此可见。打压知识分子的目标就是愚民，从而为独裁统治者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服务。

这里所说的医生和教师只是两个代表，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类似的充当统治者替罪羊的角色。

而属于统治集团最核心的部分，除了统治者本身，还包括他们所最依赖的暴力工具，警察和军队。虽然警察和军队的腐败程度和对公众的伤害远远大于教师和医生，但却是绝对保护的对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公众的发泄对象指向这两个群体，也就意味着公众的不满指向了统治集团最核心的部分。历史上，一个朝代，如果公众的不满开始指向警察和军队，其实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将要走向灭亡了。所以，统治者一定是尽全力维护警察和军队的。这可以通过封锁媒体和消息源来实现，限制其负面消息的扩散，而宣扬其正面形象。这在今天的媒体中可以大量看到。而与之相反的，媒体上则充满了对教师和医生的批评，偶尔出现的表扬，都充满了奴才受赏的味道，并且还会被扣上诸如“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类的高高的帽子，随时准备摔死的样子，事实上，教师在官方媒体中是被鼓励死在讲台上的。医生和教师这两个群体承受着这个社会中最高的道德领域的期望，也就是"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实在从始至终就是一场阴谋。作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两个，他们尽管与众不同，责任重大，但是也实在无力承担这样高的期望。但统治者为了把他们架上火炉，从而让他们道德的瑕疵受到更猛烈的攻击，却一直努力塑造这两种职业崇高的形象。

于是，教师和医生成为了隔离公众的愤怒与不满和统治集团的防火墙。

有一个有趣的群体，属于中国特色，也就是城管。这是一个最没有知识也不需要知识的群体，按理说与警察和军队都属于暴力工具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受保护的部分。但是他们却承受了最猛烈的来自公众的攻击。这似乎不太合理。但城管恰恰成为了核心统治集团最为坚硬的一道防火墙。因为城管在今天的中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临时工。他们并不属于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而只是临时雇佣的打手。光靠教师和医生这样的知识份子群体是无法完全转移公众对于政府以及警察和军队的不满的，于是，作为临时工的暴力工具的组成部分的城管成了警察和军队最好的防火墙。脏活累活费力不讨好的活都由他们来干了，而这些活本来是应该由警察来干的。于是，警察只在某些特别情况下才以负面形象出现，而这些特别情况都属于被严格控制的范畴，通常都是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出现，大家熟悉的诸如"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情绪稳定"之类的描述都来自于这类通稿。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起到防火墙作用的群体是开发商。这属于经济领域的防火墙。房地产业不属于核心的国有垄断企业，比如银行\石油\电信，因此也不属于统治集团要保护的核心部分。与房地产相关的属于统治者利益的核心部分的是政府卖地和收税，而这部分在所有的官方讨伐房地产的相关新闻中是被忽略的。而房地产商本身也是得了好处的，于是为政府挡挡口水，也就理所应当了。

知识分子、房地产商、城管，构成了最坚实的多重防火墙，使得公众对自身处境和社会现实的不满找到了发泄的途径，而真正的元凶，政府，则充当着正义的角色，不停地发布各种命令\政策\规定，以规范这些群体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但却永远都留下漏洞，从而让公众愤怒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这些替罪羊的身上。

中国公众的觉醒，有赖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在当前的制度下，除了统治集团，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就如同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真正的罪人只有核心集团的那些人。而大部分人虽然有错误甚至犯罪，但其实只是受害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罪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伤害，就愤怒地去面对所有的人。我们需要对和自己一样的受害者有理解和宽容之心，把目标指向那些真正的犯罪集团。
这个工作，需要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来完成。

知识需要体现它的价值，知识分子才能独立。所以，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些人的利益、保护一些产业那么简单的事情。保护了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了独立知识份子和独立思想的存在，而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真正强大、并稳定发展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2) -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

我的脑子并不清楚，这是两三个月以前想到，打了一个草稿，今天，时间实在拖得太久，马上就要回家，所以，补充一下写出来了。乱七八糟，没有整理。凑合着吧。





每次去澳门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陆这边的海关为不同身份的人设置了那么多种类别的通关通道,而澳门那边只有两种?如果这种分别是因为手续上有所不同而必需的那也可以接受,但问题就在于其实都不是必需的。比如专设的外交人员通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过。我就曾经借助在那里工作的学生，走过几次。手续非常简单，只需要电话和当天在那个窗口值班的人打个招呼。海关把人分成不同等级不同类别，而后给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设置了不同的待遇。于是，就有了特权这种东西。

在我们从小听过的传说中充满了各种特权，和对特权的敬仰。我们的传统中有的是对特权的崇拜，而不是厌恶。即使那种特权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人们并不厌恶那种特权，反而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当自己可以接近一点那种特权的时候，就会沾沾自喜。比如，我走过那条外交人员通道，少排一个小时的队的时候。

民间有很多关于特供的传说，比如大熊猫牌香烟，没有华丽包装的烟酒。从很小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能够搞到一些代表着特权的东西，是受崇拜的，凡是可以拿出些这东西的人，就可以招来身边人的艳羡。人们仿佛未看到了一些特权阶层使用的东西而感到自己也沾了一些特权的光。

另一种传说中的文化，是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有的大院文化，一种在影视作品中被大量表现的特殊群体。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更广泛层次上的太子党阶层，就如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所表现的那样。人们看待电影中大院里的孩子们无法无天的那种感觉，就好像现代人看偶像剧里那些副二代们奢侈的生活一样，感觉是一种传奇，有的是艳羡。

《红楼梦》所表现的就是一群特权家族的故事，理论上来说，是那些特权家族剥削和欺侮了平民。但作为平民的人们在读那书的时候，嘲笑的是刘姥姥\焦大，而不是王熙凤\薛蟠。

我们常会看到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之类的人物自己打伞的照片，而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官员出门都可以享受特权，就和普通人不一样。警车开路，交通管制、专人打伞之类等等。如果是客观需要也可以理解，但现实的管制显然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事实上，管制，并不是因为客观的需求，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特权。让别人知道，我，与众不同。

在中国上千年的传说和故事中都有钦差大臣的身影，而钦差大臣其实就是等级社会中特权的一种体现。人们不靠制度和法律解决问题，而要靠一个有着皇帝授权的青天老爷来为自己解决问题。可问题是，有多少个皇帝会派出一个青天大老爷一样的钦差大臣去解决全国百姓的冤屈？

这种对钦差大臣的迷信，也是今天“上访制度”在民意层面上得以实行的基础。一种问题百出的制度，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人们信赖特权，崇拜特权，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越级上访以后获得的特权上。

所谓特权，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拥有越级的权利。

在一个靠着关系网为生的国家，一个小地方官或者地方乡绅，因为傍着京城的高官，而被崇拜，就因为他可以越级。人们饱受特权的欺压，却崇拜特权，把希望寄托于特权。所以就了各种历史故事中的皇帝微服私访、钦差大臣、八府巡按。当然，被特权欺压的人们并不厌恶特权，相反，他们会为自己能够沾到一点点特权的光而沾沾自喜。

有一句话，说：“中国有两种人，做定了奴隶的人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所说的正是人们这种普遍的心理。我把它叫做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这种意识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的意识里。所有来源于古代的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史书典籍、评书寓言故事，现代的影视作品，无一不渗透这种特权意识，声明着它的合理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

更可怕的还在于，在今天，一个号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里，依然在各个角落给人们灌输着这种属于封建残余的特权意识。从幼儿园和学校开始，从小就在灌输着特权意识。班长、课代表、班干部，甚至是领导家的孩子，老师家的孩子，只要稍微有点特殊，就可以要求特权。而所有的人都会被教育着接受这种现实，并认可这种现实，并为了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拥有或多或少的特权而努力学习。


在这样的教育下，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人们虽然因为各种特权的存在而觉得不平等，但并不认为这种现象不合理。相反的，一些这种人为的阶级社会中处于底层的人还会维护高层人的特权。就如同清朝灭亡，清帝退位，用命去维护皇族特权的不是皇族自己，它们实际上是不得不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的，反而民间底层知识分子，在用自己的性命维护者皇族的特权。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传统文化洗礼的结果，是各种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戏剧曲艺从小灌输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的结果，当然，更是朝廷对整个社会洗脑的结果。


在此传统之下，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拥有着怎样的权利，应该享受些什么，又应该承担些什么义务。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公民意识，不知道在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国家，一个公民应该享有什么，应该做什么。

政府与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政府是做什么的？国家的领导者又该是怎样的角色？

特权意识其实是封建社会、皇权思想的产物，皇帝、天子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们乐于承认和接受，哪个家族或者集团，靠着武力夺取了天下，他们就成为统治者，就拥有对这个国家财富的分配权，就该享受天下，他们的后代就应该得到继承权，直到下一次改朝换代。而天下的百姓，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谋生，哪怕是土地没了，也要想办法自己谋生。发洪水了，地震了，那是天灾，人们要靠自己。政府提供的任何援助都是来自于统治者的恩赐，不是必需的。

直到今天，无论是教育，还是各种媒体作品，无人普及关于现代社会的常识，民主、公民是什么？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税收是什么？纳税人有着怎样的权利？依法治国到底是怎样的依法治国？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些永远不会成为畅销书永远不会进入课本的书里面再说。于是，这些基本的关于现代社会的常识，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稀有品。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才知道的稀有常识。而这些本应是常识，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或多或少知道的常识。

可是，我们的电视里在演什么？除了家长里短，就是各种宫廷戏，还有各种主旋律。所有的作品都在演绎着从家庭到国家的等级意识和特权意识，从头到脚的封建意识，从思想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现代社会的影子。

整个国家，走到了21世纪，本质上，还是靠着秦以来的法家和儒家思想在治国，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

更可怕，这是一个没有人看书的年代。所有的常识都在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关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关于那些最基本的常识，西方著述早已在过去几百年阐释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却没有人看。有了电视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娱乐；有了互联网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吵吵着这不对，那不对，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正确的人和正确的理论。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和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因为大家所掌握的基本的事实不一样，大家的基础知识不一样，大家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办法讲道理和辩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缺乏常识的人，胡搅蛮缠，漏洞百出，永远坚持自己是对的，问题是连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经常前后矛盾。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观点，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确的。他们只需要一件事情，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到处都是狡辩，为立场而狡辩。

教育的问题和媒体的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政治制度、经济、法律是保障，是基础。但国家要从一个如此蛮荒的过度走向现代，要实现平稳的过渡，首先开放教育和媒体领域，普及尝试，扭转人们的思想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以现在的国民意识，政治的改革可能带来的是一场灾难。

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建立，一个重点就应该是对特权意识的颠覆。人们应该明白，公民，而不是臣民和百姓，才是自己应该存在的状态。公务员，而不是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才是作为政府的成员应该存在的状态。

可是，目前的统治者，最怕的就是大众公民意识的觉醒，让自己的特权不再被认可，让自己可能失去特权。这也是宣传部门对媒体严格控制，教育部门对教育系统严格控制的最重要一环。

常有人劝说宣传部门，比如说，真相是盖不住的，越掩盖真相越引发不信任，社会矛盾越多。问题在于，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不掩盖真相会有什么结果？当权者不是傻瓜，他们很清楚，掩盖，就算再多的不信任，人们终归是不知道真相。而真相一旦曝光，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死了。

所以，在社会领域中活跃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意见领袖”们，应该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普及常识的角色，要致力于消除人们的特权意识和封建意识，要致力于普及现代意义的国家、政府、公民的常识，而不是一个和别人纠缠斗嘴的角色，就象这些天新浪微博中和辟谣联盟纠缠的那样。（“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意见领袖”也罢，都只是一种为了方便概括的称谓而已，偏偏很多人自以为清高，怕被扣上这样的头衔。我想说，怕了这么一个虚无的头衔的人，本身就存在着思想上的误区。）

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把所有的真相全部揭示出来并不是必须的，人们只需要一部分真相，辅之以常识，人们会成长，人们会认识到有更多的真相需要去揭示。当大众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的时候，真相自然就更多。而吵架和纠缠不但不会说服大众，反而会疏远大众，反而会让传统的思维习惯和意识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无法消除。

最后，不得不说，还是要先从每个人自己做起。克服一下对特权的崇拜意识，也避免个人对特权的使用。努力，普及常识。

中国传统文化(1) --常通过破坏规则获益

制度不是唯一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这个词是否准确，但以现在的水平也想不到一种更好地概括方法。我想结合一些实际看到的现象，想到一个写一个。慢慢积累吧。

今天是第一个。

几周之前看一场中超足球比赛，比赛中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防守方防守对方直接任意球的时候搭人墙，防守方总是企图破坏规则。先是不按照规则退出9.15米，在裁判的一再要求下不断后退，最终依然没有推到位，还差那么一点的时候，裁判凑合着就忍受了。接下来，一个球员又在裁判鸣哨前冲出人墙，裁判还算严格地出示了一张黄牌。按理说，违规受到惩罚了，下次就不应该继续违规了。可是事实恰好相反，接着还是同一个球员在裁判鸣哨前冲出来人墙。而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就因为认定了裁判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不算严重的违规动作连续出黄牌甚至红牌。事实上，裁判也确实会觉得如果因为这个并不严重的违规罚下一个球员不太合适。于是，防守方的这一次的违规成功了。

类似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

在很多领域的竞争中，很多参与者都在不断企图通过破坏规则获益，通过不断试探规则的底线和突破规则的底线尝试获益。而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就是权力的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是被迫或许是主动，也不会严格去执行规则。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国家的现状。在这个没有规则，只通过极端功利主义的标准判断成功与否的时代，哪怕你的成功是通过破坏规则获得的，只要你成功了，依然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而那些遵守规则的竞争者则会被淘汰出局，甚而还遭到嘲笑。所谓笑贫不笑娼，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写照之一。

而在这个所有的参与者都不断通过破坏规则获益的游戏中，规则成为摆设，权力所有者成为唯一的决定者。而权力所有者也乐得看着所有的参与者不断破坏规则。因为一旦规则失去意义，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就成为唯一的判决标准，而这会使得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其他所有的参与者虽然有一部分可能因为破坏规则获得短期的利益，但实际上，从长期来看，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受害者，权力才是唯一的受益者。

足球领域如此，经济领域如此，政治领域如此，所有的领域都如此，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一。

网络战争，我们都是失败者。

首先声明，本文还是针对腾讯而来，但并不代表我支持360。只是，到目前为止，腾讯就像左冷禅，已经恶行尽显，而360则像岳不群，隐藏着的是什么，还不得而知。只是在网上看到两篇腾讯的枪文以后无法克制愤怒，心中骂了很多脏话，但至少要写出来一些想法。关于腾讯和360之争其实也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劣币淘汰良币、不流氓就不得活的时代。法律无正义、官方无权威、法律和行政管制仅限于政治正确而非道德正确。造成重度污染、直接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官方数字）的紫金矿业仅被罚款不到一千万了事，真假开心网最终的宣判结果虽然是千橡败诉，但40万的赔偿金额看起来更像是鼓励互联网企业侵权和搞不正当竞争，大连的石油爆炸和泄漏污染更是直接没有了后文，三聚氰胺的始作俑者之一蒙牛集团居然直到今年还可以用卑鄙的公关手段诬蔑竞争者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你是一个正当竞争、遵纪守法、以消费者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己任的企业，在这样的竞争环境里，你被淘汰就是必然。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管理者你就必然会被推到前台去承担每一次的责任。

当你纵容腾讯的时候，就不要抱怨自己被任何的利益集团所绑架，也不要抱怨自己吃了地沟油、喝了有三聚氰胺的奶、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喝了重金属污染的水、拿着比别人低的工资、交着比别人高的税、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买了别人贵的汽车和手机、住着世界上相对最贵的房子。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是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时代流氓们寻求庇护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屡试不爽。于是蒙牛打出了民族企业的牌，活下来了。于是腾讯在无论如何不肯认错、认错即意味着毁灭的情况下想到了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甩出了几篇枪文，把360的后台说成是微软，把360的攻击说成是微软为了让自己的即时通讯软件占领中国市场策划并支持360完成了这一系列的针对腾讯的攻击活动。可是就算玩这个也玩的专业点吧，既然号称自己是专业人士，起码应该知道微软的即时通讯服务以前叫MSN，而现在叫windows live messenger。

就算你没错，当你不断的撒谎，当你甩出这样恶劣的手段欺瞒用户、攻击竞争对手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信用可以让人相信？

抛开其他所有不谈，无论360做了什么，在这里只问一句，腾讯你到底有错没错？马化腾和腾讯的公关团队可曾对这个问题给正面的、让人可以相信的、不自相矛盾的回答？就算360是个罪犯，也不意味着腾讯犯了罪就可以不追究。所以，请腾讯在攻击360之前先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了。

关于腾讯攻击360的后台是微软的文章，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微软为什么这样做？第二，微软在中国生存的根本是什么？

在互联网时代，微软从来没有成为竞争的领导者，从AOL到雅虎到google到苹果到windows mobile到facebook到twitter，微软在PC时代形成的老大帝国的个性使得他们在互联网的竞争中始终处于被动追赶的地位，而在网络服务领域创新能力的丧失使得他们一直在追赶而从未追得上。因为网络时代的竞争和发展更多的是源于一种理念，而不是一种产品，而微软始终在某一种产品上是否具有竞争力上踌躇。这个PC时代的帝国在网络时代已经是日薄西山，除非其本身能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涅磐重生，否则在未来的时代里，在一个建立在无线宽带和移动互联的基础之上的新的时代里，在一个PC和桌面操作系统终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里，微软，就像通用汽车，终将走向没落，拆分以后泯然众人，而不再是一个时代的领导者。

微软经营的即时通讯软件WLM已经是微软的互联网产品中最成功的服务之一，但在中国市场上，微软为WLM究竟投入了多少的精力？除了企业用户，还有多少人在使用WLM？微软真的想过大力推广WLM吗？微软现在的WLM适合中国大众用户吗？如果微软要推广WLM，他们为什么还要在之前把live space服务关停？

从当初Google推出中国的时候微软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微软在中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赚钱。那么，微软在中国赚钱靠的是什么？WLM可以让微软在中国多赚多少钱？

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再问下面一个问题，微软有什么样的理由为了这样一款产品而做出那样违背道德和正当竞争的事情？在背后策划360攻击腾讯的行为是合法的吗？如果一旦被揭发，微软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总是有人在攻击西方国家和企业的时候喜欢把一百多年以前西方国家侵略亚非拉国家的历史搬出来，以此来证明，你看，那些今天所谓的文明国家也做过不是人的事情，他们的目的就是占领、侵略、甚至有一天消灭我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进而来证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生活在一个与晚清一样的时代是我们应该享受的待遇。可是你不知道，在晚清，有戊戌变法，在晚清，最最反动的慈禧太后也曾经反思并派人去考察国外的君主立宪并推出宪政的制度，在晚清，民间可以随便办报纸，说出自己对朝廷批评的声音。只是，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官僚阶层）的阻挠之下都未能取得好的结果，而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就如《潇湘晨报》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所说：天朝垮台之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他的脸。今天，当中国政府驻外大使馆向西方国家提出要求别人不要去参加诺贝尔颁奖礼的时候,谁在丢着我们的脸？

在今天，美国参加伊拉克战争的机密文件可以在网上被发布，如果微软策划了这样一次行动，他们真的不怕自己有一天被媒体揭发而颜面扫地、受到法律的严惩、被用户唾弃和抛弃、公司破产？还是有人认为美国的媒体像中国的媒体一样，有真理部的指挥，可以随时收声？美国的法律像中国的法律一样，仅仅是写在那里管理P民们的手段？就像三鹿可以重生、蒙牛可以不灭、紫金可以不损、中国石油可以把自己的错误当作没有发生、中国移动可以随意侵犯消费者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微软生存的根本是什么？微软在中国生存的根本又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微软依然是靠着windows和office为生。在一个新的互联时代，首先是苹果，然后是google，再然后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互联网平台，每个人自由参与其中的开放平台。在一个用户同时依赖硬件、桌面和网络的时代，苹果占得最靠前的位置，但是不久的将来我相信苹果也会走向衰落，因为他们封闭的系统和理念。而google凭借开放的理念会走向领导者的位置，但是最终的互联网，建立在随时随地高速无线网络和云计算基础之上的时代，将不会是任何一家企业的天下，所有的提供网络服务的企业都要提供开放接口，所有的用户都可以自由参与其中，所有的企业都只是一个服务提供者，而不再是一个产品供应商。在这个时代，微软如果不能根本改变自己的理念，必然被淘汰出局。

当然，以上所有一切未必发生在中国。事实上，中国的未来可能还是一个PC和桌面软件的时代。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存在的现实，windows在中国超高的装机率，早该被淘汰的IE6依然占据50%以上浏览器市场，包括银行、政府在内的各种网络服务必须限制在IE浏览器甚至只是IE的某一个版本下使用。事实证明，微软在中国不需要互联网，他们只需要付出足够的公关费用，和政府以及垄断国企搞好关系，最多也就是再搞定中国的PC厂商，就可以获得当然的垄断地位，大大方方去销售他们的windows和office。未来的中国不需要互联网。那么，一些只想赚钱的微软到中国来推广一项赚不到钱的网络服务的意义何在呢？难道他们会像一些人一样，脑袋里都装满了大粪？还是说中国政府相信微软超过腾讯？

也许有一天，微软就成了一家中国企业，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产品只能在中国销售得出去，他们和中国政府找到了一致的理念。宽带最好永远限制在4MB/S以下的速度，wifi最好永远不要接通，移动通信最好永远停留在2G时代，用户最好永远都使用PC和windows，浏览器最好永远都是IE6，IP协议最好永远停留在IPv4，上网最好永远都要通过国内的路由器和DNS，互联网最好就像电视台一样。

马化腾，你爸爸喊你回家吃饭去，别在这里和360扯淡了，回家以后，你会发现周鸿袆其实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

读书笔记——勒庞《乌合之众》-1

勒庞在1894年出版《乌合之众-The Crowd》，中文翻译就是群体，翻译为乌合之众使之具有了一些贬义，但似乎也更准确了。但无论如何，勒庞所说的群体，是一个中性词。


关于《乌合之众》，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本书很有启示意义，揭示了很多有关群体心理和行为的“真理”，甚至“预言”了二十世纪人类所遭受的灾难和变革。但正如罗伯特·默顿在序言中所说，勒庞的很多观点根本上是错误，“他有科学家的意图，却只有政论家的成果。”但勒庞的书依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可以说，勒庞本身也在用这本书亲身实践着他的理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说服群体的最好方法不是理性、说理，而是不明确的词语和空洞的口号。

从大的方面看勒庞所犯的错误，个人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片面地把所有的人群归入同样的群体范畴，把所有的群体都考虑为极端没有个体自我意识的群体。虽然勒庞所说只是异质性群体，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是最盲动的异致性群体，依然不难发现理性的东西和可能的转变。

其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群体的变化以及不同文化中人的主动性。当然，勒庞所考虑的主要是其所在的法国所代表的拉丁民族，他本人也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和美国）作为另一方面的代表不断作为对比。从勒庞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东亚的种族是更加盲动的群体，总是拿中国作为比法国更糟糕的例子。事实确实如此，勒庞说所述乌合之众的理论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的宏观社会问题，并预言了其后一百年中国的发展。相对而言，日本在和西方的融合中所有进步，但依然制造了军国主义导演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其三，勒庞研究心理学，虽然从一开始就说他要使用科学方法，而事实上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只是对法国大革命及以后的一百年所经历的个别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但勒庞本人却持“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观点，相信“只能把史学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这实在是很自相矛盾的事情。


勒庞所述群体指的是异质性的群体。个人觉得用来指普通的人民大众所构成的群体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合适。而诸如勒庞本人所说一些实名的异质性群体，比如议会、陪审团、选民群体，勒庞的理论则存在很大缺陷甚至于是错误。


中国有一句话，“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确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但却是一个人民群众不断被利用和抛弃的循环。这个过程似乎很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总是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独裁政府剥削和压榨，但在面对有人企图批判和推翻这个政府时，却总是这样一群人最先站出来维护这个政府。近代的义和团运动当属最为典型的代表。这种事情看似无法理喻，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一贯的愚民教育，再加上勒庞所述的群体心理学理论，这种看似无法理喻的事情其实却有其必然性。


所以，中国的问题，似乎就是要解决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个过程似乎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需要既得利益者肯放弃自既得利益，放弃愚民政策，利用统治工具解决民众的文明问题、公民素质问题。这有些类似于台湾和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用强制的手段灌输现代文明意识，从而慢慢适应现代民主制度。中国需要这样的伟大人物。需要说的是，西方文明的成熟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不到一百年前，西方国家还有为了争夺世界而展开的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今天，对于人类整体的解放已经是现代文明的共识。在这其中，不得不说，现代传播技术的贡献居功至伟。


勒庞的一个问题是在书中只提出问题，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却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适用于中国的，胡适先生却在近一百年前已经做了很多针对性地分析，并指出了解决的方法。而且，在那个年代，至少是在上层社会，也确实看到了好的发展趋势。可惜，在其后几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都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给毁了。


以下，正常字体是书中的摘录及概述（仅限于作者前言）。粗体字是疑问和评述。

社会变革的真正原因是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人民的思想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和改变的呢？人、人群、人类社会、自然、宇宙，蕴含着太复杂的因素和关联，很难说得清楚，各种学科，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都在试图揭示，可是，看得越多，越矛盾。地理、气候、经济、科技、生物，等等，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决定人的思想和社会演变的规律？这些问题是勒庞没有解释的，这应该也是他无法给出解决方法的一个原因。


勒庞指出，目前的时代（十九世纪末）是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这个过渡时期呈现出混乱的状态，这个必然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勒庞认为，社会演变的结果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还不得而知。但十分清楚的是，群体的力量会成为一股新的、最终会留存下来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那是一百多年前，在今天，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群体有了怎样的变化？群体的力量演变成什么样子？如何概括今天的社会？
可以把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冷战结束的时期，看作是勒庞所描述的人类思想转型、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
这是一个从精英阶层控制社会到大众群体控制社会并走向成熟的转变时期。
这也是一个大众群体从盲目和盲从的乌合之众成长为理性的、推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变革的大众的时期。
如勒庞所述的低智商的盲目的乌合之众可以看作是大众群体在这个过渡时期走上历史和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时期。
在此之前，大众一直只是历史的配角和棋子。而在这期间及之后，大众成为社会结构的决定力量。
法国大革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到二十世纪走向极端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最极端的社会结构形式则是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也是对平等的极端追求和过度的民族主义的结果。经历了这个过程，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的大众开始走向成熟，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成熟。
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技术的演进、信息流动的演进，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决定作用吗？个人会觉得，现代传播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正是这种科技，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他们慢慢在人们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他面前俯首称臣。比如，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再比如，他们支配着政府议会，使得议员们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公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

对共产主义的追求类似于原始社会的状态，但确是盲目向往平等的群体很容易接受的一种社会结构的理念。
在观念的传播、社团的形成的过程中，现代传播媒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没有现代传播媒介，无法使同样的观念得到传播，就无法形成具有统一意识和思想的大众，也就无法形成有组织的社团，社团内部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
现代社会，群体组织也在走向完善和成熟，比如工会，比如从国联到联和国的成熟，比如各种现代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组织）。


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他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

于是有了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金融危机、纳粹和共产主义，当然，也有了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


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应用忘我的群体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一种特殊类型的心理表现。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然而，从事实的角度，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的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地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的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好的父亲和儿子，在战争时期的军队中可以做出屠杀的恶行，比如二战时的日本军队。也可以解释中国文革时期那些暴行。
我总是觉得电影《十月围城》中所表现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但之前却说不清楚为什么。客观地说，为了革命、理想和社会进步而牺牲似乎应该是可以鼓励的。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盲目的群体行为。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那些人，他们的盲从，仅仅是因为个人利益和身处群体中的盲动。如果他们的领袖换了一个人，让他们去刺杀孙中山，他们依然会去做。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同样的人群，可以为崇高的事情牺牲，也可以去犯下罪行。正是这样的人群，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在为着伟大的目标牺牲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犯罪。事实上，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领袖领导大众群体牺牲同时也是犯罪的历史，而领导和控制是靠着对群体心理和大众心理的顺应。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人民公社，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公社、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至今日的反日游行。时而崇高，时而犯罪，做下这些的却都是同一群人，他们在实施自己的行为时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甚至于是崇高的。而其实，这些行为唯一的正面意义是追求平等，而平等是建立在剥夺个人合法财产、尊严、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有了那样的因，就有了今天的果，我们在不断被剥夺，作为群体中的一员，除了从自己做起开始改进，怨不得别人。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要想领导他们，不能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方法，即一次性付出大笔钱，就算这种税制在在理论上比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小十分之九，依然会引起无数的抗议。这种经济手段涉及到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说，政客（统治者）都是骗子，他们总是用最直接的利益吸引民众的信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制度上限制政客的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


勒庞认为，按照群体的性格，任何人进入群体都会变成白痴而失去判断力，因此，对群体采取理性地讲道理是行不通的。相反地，空洞的口号和承诺更有作用，比如平等、自由、社会主义等口号。尤其是辅之以利益诱惑或者恐吓。

中国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体现的正是这个。最终代表空洞的口号的主义占了上风，而这丝毫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实际的问题。人们宁可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也不愿意从解决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做起，而这不是靠对一群没有判断力的大众可以解释的。也正是如此，有了其后几十年中国之后动乱。

如上所述，也如胡适先生所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从教育、媒体入手，灌输现代文明的理念，从解决具体的问题入手，从改变每一个人的思维入手。而不是继续高喊各种口号，鼓动乌合之众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口号、民族主义，解决不了发展的问题。


勒庞《乌合之众》，122页： 而社会主义的幸福联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

GOOGLE退出，中国向后——略修改

我试图从不那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google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可惜，在1510被删了，在网易博客的也只是因为我的博客没什么影响力，才被保留。其实不需要论述，也不需要证明，现在的当局和先进生产力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统治阶层的利益。

下文：

关于GOOGLE的一些想法，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不涉及政策和法律问题，因为法律和政策并不客观公正，而且法律和政策未必就都是合理的，合理的也未必都会执行。

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我国的历史（书）早就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确实落后了，也确实挨打了。现在中国的强大是有赖于49年以来的建设成果。但这并不代表说现在的政府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挥霍过去的成就，造就下一次落后和挨打。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都曾经给中国带来独立和强大，但并没有阻碍他们的后代导致国家落后和挨打。
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因落后而挨打的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是闭关锁国。因为闭关锁国，中国错过了三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引领的工业化革命、电力引领的电气化革命和计算机技术引领的信息化革命。所幸，在信息时代，因为互联网的加速效应，因为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加速了中国追赶世界的步伐。时至今日，不考虑环境破坏、资源过度消耗以及分配不均的问题，中国甚至追上了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高科技的应用都排名世界前列。
但是，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在高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上，政策起到的是负面作用，比如互联网的普及、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三网融合、下一代互联网的推广。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过程中因为首先考虑的不是科技进步，而是政治稳定，导致政策原因阻碍高科技的普及和发展，中国已经在一定层次上落后于世界了。比如国外已经开始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
从历史规律和当前科技发展的现状来看，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将有可能爆发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科技革命。这一轮技术革新带来的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中国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基本丧失了创新的能力。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动力将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合作。

看下面的新闻：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将于下周二（3月16日）向国会递交一项有关建立高速互联网的十年计划，以保证全美主要网络通信顺畅运行。
http://tech.163.com/10/0314/08/61NN3BDB000915BF.html
从新闻中摘录以下几段话：
（FCC）委员会做出的建议将包括对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提供资助，以帮助其将网络覆盖到之前不在服务区的农村地区，同时还会拍卖一些无线电频谱，以向无线设备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服务，并制定一套通用的机顶盒设备，使其可以方便地连接到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服务。
有些委员认为还需要国会采取一些行动，因为这涉及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财政支出，这些资金要通过无线频谱拍卖来筹得。
《纽约时报》报道这项计划将……实现在全世界随时随地能够访问无线网络，得以了解到从医疗领域到在线学习教室等各领域的信息。
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享受到高速互联网服务，而因种种原因选择了其他通信方式。就此事，美国政府的观点是，宽带网络已经超过了电话和广播电视，成为了美国最主要的通信媒介。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格纳考斯基（Julius Genachowski）言论，“宽带网络将成为美国保持其竞争力所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不断创造着就业机会，提供了一个创新发展的平台，将会影响到几乎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工作和社交。”
美国还将组织起一支“数码扫盲团队（digital literacy corps）”来帮助人们学会网络技能，同时也建议政府花费120亿至160亿美元，建设起国家公共安全网，将警察、消防和其他紧急救援人员整合到这个公共安全网络中来。

从这些信息里可以分析出以下几个互联网发展的趋势：
其一，网络接入服务将成为公共服务，象教育和医疗一样，主要由国家财政负责投入。政府财政投入网络建设的目的在于普及网络接入服务，让所有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免费接入网络服务。而且，用户所享受的不仅仅是基本通信和网络服务，还包括有线电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多种服务，并会延伸到其他公共服务领域。
其二，政府提供财政支持推广网络接入服务，并且由政府财政解决公众中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以保障所有人不但能够接入网络，而且能够使用网络。
其三，美国政府如此投入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认识到“宽带网络将成为美国保持其竞争力所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不断创造着就业机会，提供了一个创新发展的平台，将会影响到几乎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工作和社交。”一个国家的发展和领先源于高科技，源于开放。网络应该是未来的国家发展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开放的交流、创新，这个平台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社会。网络接入服务，不应该是某些企业挣钱的工具，更不应该是政府借以控制民众的工具。

网络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创新的平台，而像GOOLGE这样的企业，毫无疑问，是这个平台上创新的领导者。看一看Google的不断发布的创新服务，如gmail、reader、在线文档、chrome云操作系统、地图、街景、图书馆等等，虽然暂时和传统产业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冲突，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会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社会的形态。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影响力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最终，会促进社会结构走向更加的平等和民主，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组织的。

在未来的世界，互联网就像公路一样，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规则免费行走的路，合理的规则，平等的规则，保障人们正当权益的规则。这将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社会，未来的社会发展根基于此。不如此就落后，落后就会挨打，就如同一百多年前的大清朝一样。

我国当局总是说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政府机构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政府应该起到引领国家向前发展的作用。可美国联邦政府和FCC做出了这样的榜样，我国当局却是倒行逆施。如此行为，除了被历史的洪流碾碎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命运可以选择？

只是，单靠技术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显然并不现实，社会进步更需要更多的人们做出切实的努力，甚至是流血牺牲。也许，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