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勒庞《乌合之众》-1

勒庞在1894年出版《乌合之众-The Crowd》，中文翻译就是群体，翻译为乌合之众使之具有了一些贬义，但似乎也更准确了。但无论如何，勒庞所说的群体，是一个中性词。


关于《乌合之众》，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本书很有启示意义，揭示了很多有关群体心理和行为的“真理”，甚至“预言”了二十世纪人类所遭受的灾难和变革。但正如罗伯特·默顿在序言中所说，勒庞的很多观点根本上是错误，“他有科学家的意图，却只有政论家的成果。”但勒庞的书依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可以说，勒庞本身也在用这本书亲身实践着他的理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说服群体的最好方法不是理性、说理，而是不明确的词语和空洞的口号。

从大的方面看勒庞所犯的错误，个人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片面地把所有的人群归入同样的群体范畴，把所有的群体都考虑为极端没有个体自我意识的群体。虽然勒庞所说只是异质性群体，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是最盲动的异致性群体，依然不难发现理性的东西和可能的转变。

其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群体的变化以及不同文化中人的主动性。当然，勒庞所考虑的主要是其所在的法国所代表的拉丁民族，他本人也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和美国）作为另一方面的代表不断作为对比。从勒庞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东亚的种族是更加盲动的群体，总是拿中国作为比法国更糟糕的例子。事实确实如此，勒庞说所述乌合之众的理论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的宏观社会问题，并预言了其后一百年中国的发展。相对而言，日本在和西方的融合中所有进步，但依然制造了军国主义导演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其三，勒庞研究心理学，虽然从一开始就说他要使用科学方法，而事实上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只是对法国大革命及以后的一百年所经历的个别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亲身经历。但勒庞本人却持“历史全是一派胡言”的观点，相信“只能把史学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这实在是很自相矛盾的事情。


勒庞所述群体指的是异质性的群体。个人觉得用来指普通的人民大众所构成的群体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合适。而诸如勒庞本人所说一些实名的异质性群体，比如议会、陪审团、选民群体，勒庞的理论则存在很大缺陷甚至于是错误。


中国有一句话，“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确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但却是一个人民群众不断被利用和抛弃的循环。这个过程似乎很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总是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独裁政府剥削和压榨，但在面对有人企图批判和推翻这个政府时，却总是这样一群人最先站出来维护这个政府。近代的义和团运动当属最为典型的代表。这种事情看似无法理喻，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一贯的愚民教育，再加上勒庞所述的群体心理学理论，这种看似无法理喻的事情其实却有其必然性。


所以，中国的问题，似乎就是要解决这个过程不断循环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个过程似乎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需要既得利益者肯放弃自既得利益，放弃愚民政策，利用统治工具解决民众的文明问题、公民素质问题。这有些类似于台湾和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用强制的手段灌输现代文明意识，从而慢慢适应现代民主制度。中国需要这样的伟大人物。需要说的是，西方文明的成熟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不到一百年前，西方国家还有为了争夺世界而展开的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今天，对于人类整体的解放已经是现代文明的共识。在这其中，不得不说，现代传播技术的贡献居功至伟。


勒庞的一个问题是在书中只提出问题，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却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适用于中国的，胡适先生却在近一百年前已经做了很多针对性地分析，并指出了解决的方法。而且，在那个年代，至少是在上层社会，也确实看到了好的发展趋势。可惜，在其后几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都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给毁了。


以下，正常字体是书中的摘录及概述（仅限于作者前言）。粗体字是疑问和评述。

社会变革的真正原因是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人民的思想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和改变的呢？人、人群、人类社会、自然、宇宙，蕴含着太复杂的因素和关联，很难说得清楚，各种学科，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都在试图揭示，可是，看得越多，越矛盾。地理、气候、经济、科技、生物，等等，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决定人的思想和社会演变的规律？这些问题是勒庞没有解释的，这应该也是他无法给出解决方法的一个原因。


勒庞指出，目前的时代（十九世纪末）是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这个过渡时期呈现出混乱的状态，这个必然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勒庞认为，社会演变的结果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还不得而知。但十分清楚的是，群体的力量会成为一股新的、最终会留存下来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那是一百多年前，在今天，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群体有了怎样的变化？群体的力量演变成什么样子？如何概括今天的社会？
可以把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冷战结束的时期，看作是勒庞所描述的人类思想转型、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
这是一个从精英阶层控制社会到大众群体控制社会并走向成熟的转变时期。
这也是一个大众群体从盲目和盲从的乌合之众成长为理性的、推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变革的大众的时期。
如勒庞所述的低智商的盲目的乌合之众可以看作是大众群体在这个过渡时期走上历史和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时期。
在此之前，大众一直只是历史的配角和棋子。而在这期间及之后，大众成为社会结构的决定力量。
法国大革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到二十世纪走向极端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最极端的社会结构形式则是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也是对平等的极端追求和过度的民族主义的结果。经历了这个过程，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的大众开始走向成熟，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成熟。
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技术的演进、信息流动的演进，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决定作用吗？个人会觉得，现代传播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正是这种科技，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他们慢慢在人们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他面前俯首称臣。比如，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再比如，他们支配着政府议会，使得议员们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公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

对共产主义的追求类似于原始社会的状态，但确是盲目向往平等的群体很容易接受的一种社会结构的理念。
在观念的传播、社团的形成的过程中，现代传播媒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没有现代传播媒介，无法使同样的观念得到传播，就无法形成具有统一意识和思想的大众，也就无法形成有组织的社团，社团内部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
现代社会，群体组织也在走向完善和成熟，比如工会，比如从国联到联和国的成熟，比如各种现代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组织）。


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他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

于是有了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金融危机、纳粹和共产主义，当然，也有了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


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应用忘我的群体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一种特殊类型的心理表现。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然而，从事实的角度，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的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地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的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好的父亲和儿子，在战争时期的军队中可以做出屠杀的恶行，比如二战时的日本军队。也可以解释中国文革时期那些暴行。
我总是觉得电影《十月围城》中所表现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但之前却说不清楚为什么。客观地说，为了革命、理想和社会进步而牺牲似乎应该是可以鼓励的。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盲目的群体行为。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那些人，他们的盲从，仅仅是因为个人利益和身处群体中的盲动。如果他们的领袖换了一个人，让他们去刺杀孙中山，他们依然会去做。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同样的人群，可以为崇高的事情牺牲，也可以去犯下罪行。正是这样的人群，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在为着伟大的目标牺牲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犯罪。事实上，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领袖领导大众群体牺牲同时也是犯罪的历史，而领导和控制是靠着对群体心理和大众心理的顺应。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人民公社，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公社、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至今日的反日游行。时而崇高，时而犯罪，做下这些的却都是同一群人，他们在实施自己的行为时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甚至于是崇高的。而其实，这些行为唯一的正面意义是追求平等，而平等是建立在剥夺个人合法财产、尊严、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有了那样的因，就有了今天的果，我们在不断被剥夺，作为群体中的一员，除了从自己做起开始改进，怨不得别人。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要想领导他们，不能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方法，即一次性付出大笔钱，就算这种税制在在理论上比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小十分之九，依然会引起无数的抗议。这种经济手段涉及到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说，政客（统治者）都是骗子，他们总是用最直接的利益吸引民众的信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制度上限制政客的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


勒庞认为，按照群体的性格，任何人进入群体都会变成白痴而失去判断力，因此，对群体采取理性地讲道理是行不通的。相反地，空洞的口号和承诺更有作用，比如平等、自由、社会主义等口号。尤其是辅之以利益诱惑或者恐吓。

中国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体现的正是这个。最终代表空洞的口号的主义占了上风，而这丝毫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实际的问题。人们宁可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也不愿意从解决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做起，而这不是靠对一群没有判断力的大众可以解释的。也正是如此，有了其后几十年中国之后动乱。

如上所述，也如胡适先生所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从教育、媒体入手，灌输现代文明的理念，从解决具体的问题入手，从改变每一个人的思维入手。而不是继续高喊各种口号，鼓动乌合之众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口号、民族主义，解决不了发展的问题。


勒庞《乌合之众》，122页： 而社会主义的幸福联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