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子并不清楚，这是两三个月以前想到，打了一个草稿，今天，时间实在拖得太久，马上就要回家，所以，补充一下写出来了。乱七八糟，没有整理。凑合着吧。
每次去澳门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陆这边的海关为不同身份的人设置了那么多种类别的通关通道,而澳门那边只有两种?如果这种分别是因为手续上有所不同而必需的那也可以接受,但问题就在于其实都不是必需的。比如专设的外交人员通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过。我就曾经借助在那里工作的学生，走过几次。手续非常简单，只需要电话和当天在那个窗口值班的人打个招呼。海关把人分成不同等级不同类别，而后给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人设置了不同的待遇。于是，就有了特权这种东西。
在我们从小听过的传说中充满了各种特权，和对特权的敬仰。我们的传统中有的是对特权的崇拜，而不是厌恶。即使那种特权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人们并不厌恶那种特权，反而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当自己可以接近一点那种特权的时候，就会沾沾自喜。比如，我走过那条外交人员通道，少排一个小时的队的时候。
民间有很多关于特供的传说，比如大熊猫牌香烟，没有华丽包装的烟酒。从很小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能够搞到一些代表着特权的东西，是受崇拜的，凡是可以拿出些这东西的人，就可以招来身边人的艳羡。人们仿佛未看到了一些特权阶层使用的东西而感到自己也沾了一些特权的光。
另一种传说中的文化，是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有的大院文化，一种在影视作品中被大量表现的特殊群体。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更广泛层次上的太子党阶层，就如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所表现的那样。人们看待电影中大院里的孩子们无法无天的那种感觉，就好像现代人看偶像剧里那些副二代们奢侈的生活一样，感觉是一种传奇，有的是艳羡。
《红楼梦》所表现的就是一群特权家族的故事，理论上来说，是那些特权家族剥削和欺侮了平民。但作为平民的人们在读那书的时候，嘲笑的是刘姥姥\焦大，而不是王熙凤\薛蟠。
我们常会看到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之类的人物自己打伞的照片，而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官员出门都可以享受特权，就和普通人不一样。警车开路，交通管制、专人打伞之类等等。如果是客观需要也可以理解，但现实的管制显然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事实上，管制，并不是因为客观的需求，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特权。让别人知道，我，与众不同。
在中国上千年的传说和故事中都有钦差大臣的身影，而钦差大臣其实就是等级社会中特权的一种体现。人们不靠制度和法律解决问题，而要靠一个有着皇帝授权的青天老爷来为自己解决问题。可问题是，有多少个皇帝会派出一个青天大老爷一样的钦差大臣去解决全国百姓的冤屈？
这种对钦差大臣的迷信，也是今天“上访制度”在民意层面上得以实行的基础。一种问题百出的制度，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人们信赖特权，崇拜特权，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越级上访以后获得的特权上。
所谓特权，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拥有越级的权利。
在一个靠着关系网为生的国家，一个小地方官或者地方乡绅，因为傍着京城的高官，而被崇拜，就因为他可以越级。人们饱受特权的欺压，却崇拜特权，把希望寄托于特权。所以就了各种历史故事中的皇帝微服私访、钦差大臣、八府巡按。当然，被特权欺压的人们并不厌恶特权，相反，他们会为自己能够沾到一点点特权的光而沾沾自喜。
有一句话，说：“中国有两种人，做定了奴隶的人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所说的正是人们这种普遍的心理。我把它叫做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这种意识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的意识里。所有来源于古代的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史书典籍、评书寓言故事，现代的影视作品，无一不渗透这种特权意识，声明着它的合理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
更可怕的还在于，在今天，一个号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里，依然在各个角落给人们灌输着这种属于封建残余的特权意识。从幼儿园和学校开始，从小就在灌输着特权意识。班长、课代表、班干部，甚至是领导家的孩子，老师家的孩子，只要稍微有点特殊，就可以要求特权。而所有的人都会被教育着接受这种现实，并认可这种现实，并为了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拥有或多或少的特权而努力学习。
在这样的教育下，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人们虽然因为各种特权的存在而觉得不平等，但并不认为这种现象不合理。相反的，一些这种人为的阶级社会中处于底层的人还会维护高层人的特权。就如同清朝灭亡，清帝退位，用命去维护皇族特权的不是皇族自己，它们实际上是不得不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的，反而民间底层知识分子，在用自己的性命维护者皇族的特权。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传统文化洗礼的结果，是各种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戏剧曲艺从小灌输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的结果，当然，更是朝廷对整个社会洗脑的结果。
在此传统之下，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拥有着怎样的权利，应该享受些什么，又应该承担些什么义务。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公民意识，不知道在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国家，一个公民应该享有什么，应该做什么。
政府与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政府是做什么的？国家的领导者又该是怎样的角色？
特权意识其实是封建社会、皇权思想的产物，皇帝、天子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们乐于承认和接受，哪个家族或者集团，靠着武力夺取了天下，他们就成为统治者，就拥有对这个国家财富的分配权，就该享受天下，他们的后代就应该得到继承权，直到下一次改朝换代。而天下的百姓，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谋生，哪怕是土地没了，也要想办法自己谋生。发洪水了，地震了，那是天灾，人们要靠自己。政府提供的任何援助都是来自于统治者的恩赐，不是必需的。
直到今天，无论是教育，还是各种媒体作品，无人普及关于现代社会的常识，民主、公民是什么？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税收是什么？纳税人有着怎样的权利？依法治国到底是怎样的依法治国？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些永远不会成为畅销书永远不会进入课本的书里面再说。于是，这些基本的关于现代社会的常识，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稀有品。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才知道的稀有常识。而这些本应是常识，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或多或少知道的常识。
可是，我们的电视里在演什么？除了家长里短，就是各种宫廷戏，还有各种主旋律。所有的作品都在演绎着从家庭到国家的等级意识和特权意识，从头到脚的封建意识，从思想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现代社会的影子。
整个国家，走到了21世纪，本质上，还是靠着秦以来的法家和儒家思想在治国，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
更可怕，这是一个没有人看书的年代。所有的常识都在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关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关于那些最基本的常识，西方著述早已在过去几百年阐释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却没有人看。有了电视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娱乐；有了互联网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吵吵着这不对，那不对，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正确的人和正确的理论。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和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因为大家所掌握的基本的事实不一样，大家的基础知识不一样，大家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办法讲道理和辩论。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缺乏常识的人，胡搅蛮缠，漏洞百出，永远坚持自己是对的，问题是连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经常前后矛盾。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观点，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确的。他们只需要一件事情，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到处都是狡辩，为立场而狡辩。
教育的问题和媒体的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政治制度、经济、法律是保障，是基础。但国家要从一个如此蛮荒的过度走向现代，要实现平稳的过渡，首先开放教育和媒体领域，普及尝试，扭转人们的思想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以现在的国民意识，政治的改革可能带来的是一场灾难。
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建立，一个重点就应该是对特权意识的颠覆。人们应该明白，公民，而不是臣民和百姓，才是自己应该存在的状态。公务员，而不是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才是作为政府的成员应该存在的状态。
可是，目前的统治者，最怕的就是大众公民意识的觉醒，让自己的特权不再被认可，让自己可能失去特权。这也是宣传部门对媒体严格控制，教育部门对教育系统严格控制的最重要一环。
常有人劝说宣传部门，比如说，真相是盖不住的，越掩盖真相越引发不信任，社会矛盾越多。问题在于，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不掩盖真相会有什么结果？当权者不是傻瓜，他们很清楚，掩盖，就算再多的不信任，人们终归是不知道真相。而真相一旦曝光，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死了。
所以，在社会领域中活跃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意见领袖”们，应该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普及常识的角色，要致力于消除人们的特权意识和封建意识，要致力于普及现代意义的国家、政府、公民的常识，而不是一个和别人纠缠斗嘴的角色，就象这些天新浪微博中和辟谣联盟纠缠的那样。（“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意见领袖”也罢，都只是一种为了方便概括的称谓而已，偏偏很多人自以为清高，怕被扣上这样的头衔。我想说，怕了这么一个虚无的头衔的人，本身就存在着思想上的误区。）
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把所有的真相全部揭示出来并不是必须的，人们只需要一部分真相，辅之以常识，人们会成长，人们会认识到有更多的真相需要去揭示。当大众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的时候，真相自然就更多。而吵架和纠缠不但不会说服大众，反而会疏远大众，反而会让传统的思维习惯和意识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无法消除。
最后，不得不说，还是要先从每个人自己做起。克服一下对特权的崇拜意识，也避免个人对特权的使用。努力，普及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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