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大致上以目前的记忆力,写读书笔记这件事情,就凭记忆写吧,反正能记住的都是最主要的,如果去翻书的话,会发现整本书都是新的,然后就不知道要写什么了.
然后最近这几个月断断续续看了关于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四本书,发现这几本书之间都有联系的,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中国的问题。
四本书分别是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且基本无药可救。但他老人家愣要找出个方法来，于是生硬的整出来一个发挥中国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的方法来，这思想大概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驱了。我把这归结为
读梁的书最大的收获是“中国文化早熟”的说法。即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经过很多层次，而一步登天，所以说中国人不如西洋人，是因为“过”，而后“不及”的。于是产生中国社会两大特点：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二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我理解这个东西，中国的政治制度成熟过早，然后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于是整个中国历史演变成了一部帝王术的历史，其焦点都在帝王们如何耍弄权术，加固自己的统治。一代一代的帝王，所考虑的全部的事情就是吸取前朝的教训，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以求千秋万代。然后全中国，上至官僚和知识分子，下至目不识丁的农民百姓，都站在了同一条逻辑线上，甚至于身无片瓦的农民们都会站在帝王的角度上考虑，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即“中国人个个都是顺民，也个个都是皇帝”；“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做一个顺民亦可，或者就是想做皇帝，要众人都听他的；而要大家互相商量合作，却不会。”
这种早熟的文化，首先是将每一种技术进步规划为加强自己统治的工具，而后则开始抑制技术进步。于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在早期发明了纸张、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却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文明，没有带来大航海时代，而只带来了科举制、文字狱，带来了固步自封的“康乾盛世”，带来了1840年以后的百年屈辱。
整个中国社会，在1840年外界的强力介入以前，非但没有向前发展，反而在不断地向后退，开历史的倒车。而1840年以后，所有的进步也都来自于外界的强制力，对外开放通商是因为打了败仗，公派留学、洋务改革、开放现代教育都是因为混不下去而被迫向外学习。而一旦有了一点条件，马上又回到了一个封闭停止的农民国家（1949-1976）。近三十几年，则有赖于经济的开放和发展，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在强力推着中国向前走。而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强制力的存在，中国恐怕会直接走回到封建王朝去了。
梁漱溟总结中国文化的最大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没有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感情和需求被压抑和抹杀。总结西人所长，在于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与之相对，中国人最大的缺点也就集中于四个方面：一，不讲公德、缺乏国家观念、自私心重；二，缺乏纪律习惯、公共场所没有秩序；三，缺乏组织能力，如一盘散沙；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并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锻炼的结果。
问题是指出来了，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和路径呢？梁漱溟实在无能为力了。这会让人很绝望，产生宿命论，即，中国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的。
幸好，又另外两位专修史学的大家给我提供了一些思路。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从宏观的地理、气候、经济角度，阐述了中国历史的轨迹。中国因特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走上了一个农业、中央集权大国的道路，而中国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的缺陷则在于缺乏数目化的管理，尤其是经济上的数目化管理。而我在看《最愚蠢的一代》的时候意识到，中国社会之缺乏数目化管理，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也是整个社会领域的。概括而言，中国没有科学。
所谓数目化管理，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农业社会，没有数字，统治集团的统治建立在一个笼统的层级统治基础之上。缺乏数字化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运转是停滞的，无法承受任何制度上的变化。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要保持一切不变，僵化住才可以，因此也就没有法治，有的只是道德，从君王到最底层的百姓，每一个人的合理性，都建立一套道德体系的基础之上，即孔孟儒学。所谓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不被信奉，则社会必然走向动乱。而事实是，经济上的缺乏数字化管理，又是一个这么大国土、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其矛盾会不断积累而无法解决，最终每个朝代走向崩溃就是历史之必然。而每一次动乱，就导致基本的道德体系的崩溃，最终，那个重新将国家过于一统的人，必是一个非常强力，对外言必称传统道德，而对内则阴毒、狠辣、无所不为，最终方得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这样的结果，最核心的官僚集团永远在说谎，而底层的知识分子和百姓们则靠着传统道德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和运转。但每个朝代，上层的病毒总会不断蔓延，最终至整个体系从道德上溃烂，并带来经济上的崩溃，最终政权崩溃。如此反复，不尽循环，恶性的。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经济领域的数字化管理，现代金融、保险制度都已经建立，借助于对外贸易和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这些数字化管理正在走向完善。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但是，我们还缺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社会的数字化，这有赖于社会研究学者们的努力。
唐德刚并没有否定毛泽东，他坚持毛泽东是大英雄，如果他的时代到1956年，他绝对是个伟大的人物。而他晚年的错误，可以归于中国传统文化条件下的一种必然。也就是中国刚刚结束两千年的帝制，在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帝王的复辟是必然的现象。毛不过是借助于客观的条件，实现了自己的帝王梦而已。但这种逆潮流而动的现象，终归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最终，中国毕竟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走向现代民主社会。唐甚至于直接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间定义为200年，也就是还有三四十年，就可以走向西方似的现代制度了。
我对这个判断大致持支持的态度，但不得不说，其中尚有很多变数。在唐德刚和黄仁宇成书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恐怕还看不到互联网的影响，也看不到现在这种官僚体系走向如此发达和泯灭了所有的人性。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也都还把国家和人命当回事，可是现在的领导者，已经完全无视国家和人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天欲使之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如是，则大变化也许很快就来了。
但变从何来？变化的过程又将如何？如何将变化中造成的动荡和损失降到最低？
我不得不说，黄仁宇让我对必然的变化持乐观态度。而我看到的现实，则虽然大范围的暴力似可避免，但动荡在所难免。中国毕竟不是台湾。台湾弹丸之地，又得日本殖民半世纪之久，民众之公共素养已有一定基础，而冲突则没有那么多样和矛盾。而且蒋治下半世纪，虽然有党禁报禁，但毕竟经济是开放的，教育是现代化的，民众基本素养是的保障和提升的。而今日中国，前途如何，实未可知。
我想，唐德刚对毛的肯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认为毛的所有手段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其二是他对毛行事的细节并不了解，因而忽略了毛行事的动机，也美化了其上位过程中的卑劣。这一点，在高华的书中，从微观层次很好的解析了毛个人的行事动机，也解析了这个体系发展和成长的过程。这让人格外无法乐观。毛一手打造的体系，是一个如此邪恶的体系，消灭了人间一切真善美，把每一个体系内的人打造成恶魔，进而污化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对这民族灵魂的荡涤，又岂是几十年之功可以完成的。看今日世间万象，我有足够的理由乐观，也有足够的理由悲观。如果中国进入一个剧烈的转型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些被毛所害，却奉毛之命，残害那些欲拯救他们的人，又将走向何方？我希望人心本善，不论你信仰谁，信仰什么，都该尊重生命。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最该做好的准备。
所以，中国人最缺的是向善之心。且不要为了谴责，丢了自己的善心。
我相信中国的转型在未来20-50年之间会发生，我也相信，现代科技和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势头无法阻挡。我想寻找那些最正面的力量，以及最可避免负面结果的方法。
其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提供最坚实的技术基础。经济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制度的建立仅仅是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中国需要普及现代经济意识和市场意识。最简单的，中国人应该知道，市场比有形的计划之手有效得多，而不能贪图眼前利益，过度的寄希望于政府插手市场。最直接的，中国人应该意识到，房地产的涨价，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府调控，而不是房地产商。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并且坚持理想的企业家们。
其二，公民素质的整体提升，是减少转型期可能的动荡，推动转型的最重要的动力。庆幸的是，虽然一次次灾难造成重大损失，但在灾难中开始看到中国人积极的行动，开始看到公民意识的提高。这让我意识到，公民组织的重要性，也就是NGO组织的大发展和普及，是提升公民素质最重要也最可行的手段。这些组织没有必要牵涉政治，因而可以得到发展空间，而这些组织可以训练人们的公益意识，也可以传播公益意识，让中国人从传统的“农民”和“小市民”走向现代公民。当每一个人都成为现代化的人，则政治体系的改革也就理所当然了。我想，我们需要借助于各种公益组织，传播现代化的价值观，也传播“善”的理念。
其三，中国需要社会上的数字化，中国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需要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积累。让中国建立关于社会的数字化体系，是一项庞大的，需要动员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学者、学生、研究者、志愿者的工程。但我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和积累，可以让整个民族和国家受益匪浅。这种研究，是保持国家稳定向前发展最根本的保证之一。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