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3）--和谐社会，法律算个屁

新闻，健力宝在1992年奥运会送给金牌得主的金罐被发现造假，于是那一年的奥运冠军之一庄晓岩要起诉健力宝。但是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庄晓岩放弃起诉了。起诉不起诉，不管怎样折腾，最终的结果，你想得到，会有很多领导、朋友劝告庄晓岩放弃起诉。你起诉有什么用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值当的。而且，你一个奥运冠军，这也不好看啊。大局为重。
事实上你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大局为重”。意思就是为了大局，为了稳定，为了面子，为了和谐，可以不论是非对错，不论法律，而只论和谐。
争端出现的时候，总会有和事佬出现，会给你说，你看，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那样那样那样，那样这样就乱了，乱了就不好了，大家都不好看，还闹的都是矛盾，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呢？和气生财不是。
于是就和谐了，没有了是非对错，没有了法律，所有的矛盾都被掩埋，直到有一天，矛盾积累到爆炸的程度，推倒重建，再来一个循环。这种和谐思想推动下的循环，就成了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动力。

可以把这看作是农业社会传统，家族政治的结果。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家和万事兴。一家之内，就算哪个人做错了点什么，谁的利益受损了，也是和谐为上。商量商量，退让一步就解决了。
中国自古是一个没有法律传统的社会，统治者为了宣扬自己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为了加强皇权的独裁统治，便为自己找到了一套统治学说，而这必然一套有迷惑性的学说。于是“天地君亲师”“忠义礼孝信”这样的道德规范便作为一种社会的总体规范诞生了。而这一套规范的特点就在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信奉和服从。单纯对皇帝的信奉和服从是很容易被发现其不合理性的，而如果加入了另外两个层次的信奉就不一样了。其一是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其二是皇帝代表百姓对什么的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各种祭祀礼仪。
古代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通常感觉上，与军队、官员管理相关的吏部和兵部最重要，于今人而言，会觉得礼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就是掌管祭祀、礼仪什么的嘛。可是，如果搞明白一件事情，即中国封建王朝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根本上都来源于这个“礼”，就知道，礼部实际上是六部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用仪式上的东西，和不分是非对错的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的观念来代替对错分明的法律，演变到民间就是用道德代替法律，以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存在和运作的基础。
道德谁说了算？统治者说了算，或者说统治者借圣贤之口说了算。于是，在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创造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的过程中，那些合乎统治者口味的文人被尊崇成了圣贤，然后经过不断的改造，以最终符合统治者的需求。孔孟，朱熹，即如此。

对于历史，尤其是对于这些事关人文的历史，个人并不了解多少。只能是随便说说而已。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述，虽然严明并非要借古演今，但实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传承的历史。而明朝的历史，当是对今日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满清入了中原，就迅速被同化了。
黄先生提到的一个明朝官僚结构中重要的表现，即以道德治天下。即使一个人因违法被宣判，无论其真实理由是什么，最终宣判的理由一定是道德层面的理由。
统治者要维持其正统地位，而封建官僚统治体系的低效，导致其运作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和缺陷。于是，要维持这种运作，必然无法用严谨的法律尺度来衡量，能够保持其正常运作的，就是这种道德，即所谓礼仪。
所以，看似大权在握的皇帝，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礼仪的符号。如果一个皇帝肯于遵守各种礼仪，以作天下表率，该祭祀祭祀，该读书读书，该上朝上朝，该耕地耕地，就意味着天下太平。而一旦皇帝放弃了这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实际上就意味着礼乐崩坏。
礼的崩坏，实际上就意味着皇朝失去稳定和谐，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因为人们之所以认同皇帝及其家族的统治，认同一层层官僚的统治，就因为相信这个礼。如果皇帝和官僚们坏得过度了，导致礼乐崩坏了，也就是天下要乱的时候了。

怎么样才能避免礼乐崩坏呢？对于没有法律观念的官僚士绅们来说，就是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一套禁锢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这一套道德观念之下的国家，讲和谐稳定而不讲是非，所有的矛盾都会被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以和谐为第一要义的原则解决。如果有过于严肃的人，是非观念过于鲜明，运气好的，如海瑞，被边缘化的同时还落个好名声。运气不好的，太多了，都掉了脑袋。
这样为了稳定而和谐的结果，其实也为最终的礼乐崩坏埋下了种子。而且这种崩坏是无法自我修复的，必然要推倒重来的。
这是在一个没有法制传统的国家里，无奈的选择。或者说，从法理上是无法解释皇帝家族的统治的，是无法解释官僚们的统治的，于是只能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法理。

所谓礼乐崩坏，其实就是以下犯上成为常态。而所谓礼乐，也就是打着道德之名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这其中，又以父母子女之间的“孝”最具迷惑性，以至于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以孝之名，行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之实，以泯灭人的独立性和基本的人性。传统意义上的“孝”造就的是人格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造就的是奴才似的教育。在古代，这种不平等被理所当然的延伸到统治阶层，直到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这还不够，统治阶层还制造了虚拟的天地诸神，利用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来确定自己地位的合法性。
在今天，官方推动“孝子”工程，其本质还是要教育出听话的人、不独立的人，并希望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听领导的话，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考能力，以此谋求长治久安，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谋求合法性。
说不清楚的，引用一段微博文字：#段章取义#：道德一说滑坡，“百万孝子”工程便登场。孰不知，父母与孩子是平等的，维系他们的是爱而不是孝， 是发自内心的愉悦。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只是统治者虚构的道德说教，其本质是让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一种投资与回报的互利关系，从而减轻政府应承担的职责，同时造就父母与子女人格上的不平等。
一首《常回家看看》，在我听来，似为父母“乞求”子女回家，这其实是人格上缺失。看看世界上众多的国度，当父母并不乐于依赖子女，而是开心地游遍世界。说到底，公平自由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父母与子女人格上独立，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了他们的爱不受制约。

“孝”，就像爱国一样，依然是最具迷惑性的东西。而事实上，独立、平等、自由，才是最重要的。法律框架内的个人利益得到保护，最终才会演变到整个社会的合理运作，人们的互相帮助、团结协作才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之相反，强制的要求个人为国家或者集体作出牺牲，要求子女为父母作出牺牲，则是对每个人利益的侵害，而最终演变出来的，是一个每个人都在撒谎的、虚伪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在受到侵害的社会。而受益的，只有那些掌控了权力的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而老百姓则在迷茫中不知所措，自己与自己争斗。就像出租车司机把矛头指向黑车司机，而忽略了，公司以及公司背后的权力才是让他们利益受损的根源。

从和谐到集权的合理性，以及集权存在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一个演变推理的过程，说得并不清楚。但大概的意思就在这里了，凑合着理解吧。

中国传统文化（4）——该死的独立知识分子

我们，可以花五千块钱买一部电脑或者一部手机，但是却不愿意花几块钱买一个应用程序，不愿意花几百块钱买一个其价值不差于一部电脑的软件。我们可以花几百上千块钱买一件衣服一双鞋，却不愿意花二十块钱买一本给自己带来知识和思想的好书。我们，可以花很多钱玩网络游戏，却不愿意花几十块钱去看一部电影、买一张CD。这里的我们，不是全部，只是相当一部分人。

软件、书、电影、CD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就是知识，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同样凝结了人类劳动的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可以笼统概括为，知识份子。我们都该尊重他们的产品，并为使用他们的产品付出对应的货币。这样，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知识才会得到承认。这样，我们的创意才会得到承认。这样，一个社会才有了创新的基础，才有了强大的基础。当然，意义不止这些。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为的灾难，除了战争，大部分都跟一类人有关，知识份子。对于知识份子，从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吃饱了撑的就搞破坏。所以，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是该死的知识份子。虽然统治集团本身都是由知识份子构成的，历代统治者都在从知识份子当中选拔官员。但是，一个知识份子，当官，和不当官，其待遇是天差地别。当官，就是光宗耀祖，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不当官，就是下九流的臭老九，连妓女都不如。而当了官的知识份子其实已经不是知识份子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了。于是不再有独立思考，判断道理的依据不是道理本身，而是统治者的需要。当然，中国历史上极少独立知识份子，最多，也就是有点隐士。这样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开始那句话，中国历史上除了战争的大部分灾难，都和知识份子有关。从焚书坑儒开始，一直到清朝的文字狱和近代的文化大革命，无数的人死去，无数的书籍被焚烧，其目的都在消灭多元化的思想，消灭独立知识分子，只留下那些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奴才型的知识分子。今天，这些人有个名称，叫“公公知识份子”，被阉了的那种。

中国社会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人们很容易就从这些问题中看到自己成为受害者，并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恨之入骨。比如，医生。没有被医生坑过的人很少，除了那些实在贫困看不起医生的人。医生确实有很多问题，态度恶劣，收红包，乱开药，乱开各种检查，和医药代表狼狈为奸，然后业务水平不行，时不时地“草菅人命”。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就如同人们不停地骂公务员然后纷纷去参加国考一样，考医学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参加高考的学生家长们所最期望目标之一。人们痛恨犯罪，担当人们看到犯罪有利可图又不受惩罚的时候，就都想去犯罪了。至于这伤害了谁，可就管不到了。于是，所有的人都在犯罪，互相伤害，于是，每个人都充满戾气，仇恨每一个抽象的伤害过自己的群体中的人。

对于医疗系统存在的问题，我曾经在微博上用一百多个字概括了一下：以药养医只是本朝治国方针的体现，即以经济杠杆逼迫所有人要么成为犯罪集团的一部分要么甘于清贫。而本国传统是成王败寇笑贫不笑娼。除了统治集团内的罪犯都承受民间道德压力还面对政权法律压力，失去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为生存而乞活。统治者则可安然犯罪。

这样似乎不够，于是，想多说一些。

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是打压知识分子，其直接目的是使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成为统治者的附庸和奴才。而最根本的目的则是为了愚民，因为只有愚民，才能让独裁统治者确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让大众高呼万岁。

医生和教师都属于知识份子阶层，靠学习专业知识和训练专业技能为人提供服务，并以此谋生。医院和高校在本国都属于事业单位，接受财政补给，但是处于体制边缘，既不属于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也不属于市场和民众，受政府控制。
于是，医生和教师成为政府转移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

政府通过两种手段促使这两个群体犯错误，从而导致其站到公众的对立面，承受公众的谴责，发泄公众的不满和怒火。
第一种手段是经济杠杆。医生和教师是两个需要经过大量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从业者的职业，其从事的是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才能成为优秀的从业者。但是本国却从经济上不承认知识和经验的价值，只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其劳动的价值。民间也接受这种观点，当有教师和医生说自己的收入太低时，常有人质问“农民工才挣多少钱？不相干你可以不干啊！”问题在于，你愿意把你的孩子让农民工去教吗？记得了病回去找农民公看吗？那些人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属于愚民的一部分。医生和教师的经过训练的得来的专业知识和实践中不断积累得来的经验是有价值的，但在中国，这种价值体现在政府掌控的职称评定上。而职称评定往往和医生与教师的真实能力无关，却取决于其如何去适应体制，比如写论文，甚至于取决于领导的决定。这样，这两个群体通过工作所获得的正当收入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他们要在合法的途径内提高自己的收入，就必须要服从于体制和领导，这样也就失去了独立性，从而成为了统治者的附庸。
如果只是这样，这两个职业将会无以为继，因为无人愿意付出那么高的培训代价，并承担很高的工作压力，然后从事那份收入并不丰厚的工作。这就涉及到促使他们犯错的第二种手段。
第二种手段是通过制度上的漏洞为这两个群体创造通过犯错误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应试教育和科研制度为教师提供了获得额外收入的途径，而红包和以药养医则为医生提供了获得灰色收入的途径。但这些途径都是违法或者违背职业道德的，制度和法律应该禁止这种行为。可事实恰恰相反，制度却为这些行为提供了空间，并且由于法制不健全，使得对这些行为的惩罚不取决于法律，而取决于社会上的道德谴责和领导的行政指令。这样，这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一方面为了提高收入，钻了制度的空子，犯了错误，站到了公众的对立面，遭受到的谴责，无法挺直腰杆做人。另一方面，其把柄握在领导手中，作为领导，随时可以利用他们所犯的错误惩罚他们，但只要他们听话，就可以不受惩罚，或者只承受暂时的惩罚。
于是，领导成功地让教师和医生这两个群体成为公众谴责和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对象。这既让公众有了发泄愤怒的途径，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公众看来属于体制内，发泄起来还很有道理。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他们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和发泄不满的方向。因为这两个群体并不属于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他们只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最为担心而又倾尽全力进行压制的知识份子阶层。文革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打压运动，而正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确立了毛泽东神一样无可置疑的地位。由此可见。打压知识分子的目标就是愚民，从而为独裁统治者保障他们的统治地位服务。

这里所说的医生和教师只是两个代表，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类似的充当统治者替罪羊的角色。

而属于统治集团最核心的部分，除了统治者本身，还包括他们所最依赖的暴力工具，警察和军队。虽然警察和军队的腐败程度和对公众的伤害远远大于教师和医生，但却是绝对保护的对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公众的发泄对象指向这两个群体，也就意味着公众的不满指向了统治集团最核心的部分。历史上，一个朝代，如果公众的不满开始指向警察和军队，其实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将要走向灭亡了。所以，统治者一定是尽全力维护警察和军队的。这可以通过封锁媒体和消息源来实现，限制其负面消息的扩散，而宣扬其正面形象。这在今天的媒体中可以大量看到。而与之相反的，媒体上则充满了对教师和医生的批评，偶尔出现的表扬，都充满了奴才受赏的味道，并且还会被扣上诸如“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类的高高的帽子，随时准备摔死的样子，事实上，教师在官方媒体中是被鼓励死在讲台上的。医生和教师这两个群体承受着这个社会中最高的道德领域的期望，也就是"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这实在从始至终就是一场阴谋。作为三百六十行中的两个，他们尽管与众不同，责任重大，但是也实在无力承担这样高的期望。但统治者为了把他们架上火炉，从而让他们道德的瑕疵受到更猛烈的攻击，却一直努力塑造这两种职业崇高的形象。

于是，教师和医生成为了隔离公众的愤怒与不满和统治集团的防火墙。

有一个有趣的群体，属于中国特色，也就是城管。这是一个最没有知识也不需要知识的群体，按理说与警察和军队都属于暴力工具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受保护的部分。但是他们却承受了最猛烈的来自公众的攻击。这似乎不太合理。但城管恰恰成为了核心统治集团最为坚硬的一道防火墙。因为城管在今天的中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临时工。他们并不属于统治集团的一部分，而只是临时雇佣的打手。光靠教师和医生这样的知识份子群体是无法完全转移公众对于政府以及警察和军队的不满的，于是，作为临时工的暴力工具的组成部分的城管成了警察和军队最好的防火墙。脏活累活费力不讨好的活都由他们来干了，而这些活本来是应该由警察来干的。于是，警察只在某些特别情况下才以负面形象出现，而这些特别情况都属于被严格控制的范畴，通常都是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出现，大家熟悉的诸如"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情绪稳定"之类的描述都来自于这类通稿。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起到防火墙作用的群体是开发商。这属于经济领域的防火墙。房地产业不属于核心的国有垄断企业，比如银行\石油\电信，因此也不属于统治集团要保护的核心部分。与房地产相关的属于统治者利益的核心部分的是政府卖地和收税，而这部分在所有的官方讨伐房地产的相关新闻中是被忽略的。而房地产商本身也是得了好处的，于是为政府挡挡口水，也就理所应当了。

知识分子、房地产商、城管，构成了最坚实的多重防火墙，使得公众对自身处境和社会现实的不满找到了发泄的途径，而真正的元凶，政府，则充当着正义的角色，不停地发布各种命令\政策\规定，以规范这些群体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但却永远都留下漏洞，从而让公众愤怒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这些替罪羊的身上。

中国公众的觉醒，有赖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在当前的制度下，除了统治集团，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就如同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真正的罪人只有核心集团的那些人。而大部分人虽然有错误甚至犯罪，但其实只是受害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罪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伤害，就愤怒地去面对所有的人。我们需要对和自己一样的受害者有理解和宽容之心，把目标指向那些真正的犯罪集团。
这个工作，需要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来完成。

知识需要体现它的价值，知识分子才能独立。所以，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些人的利益、保护一些产业那么简单的事情。保护了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了独立知识份子和独立思想的存在，而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真正强大、并稳定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