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三月 05, 2007

从三民主义到一民主义

民生,有关两会的报道几乎全是与民生相关的话题。中国人就这样,只要能活着,就什么都可以了。
殊不知,民生只是末位因素,没有了权力,哪里来的生存?
每天扑天盖地的两会新闻和直播,全部是一样的腔调,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媒体的本质。
民族,民主,民权,民生,一个都不能少,民生只是末位的因素,要靠前面几个的实现才能真正的保证民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毕竟,圣人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是有圣人,在掌握了没有制约的权力以后,一样会堕落。
最后想加上一个民智。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命题,一切都要靠智力来保证,但只有那些都有了才谈得上智力的提升。
无论如何,期望有所改善。尽管看起来如此的渺茫。

星期五, 三月 02, 2007

时间自这里开始

寒假,看书,思考,发现一种兴趣,居然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东西,感到有点兴奋,懒惰的人需要一些动力的。

现在阶段想看三种书:欧洲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作品,西方二十世纪传播学著作。其它的还可以有很多,但忍不住要问的就是,我的脑子有多大?我的时间有多少?

关于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看多了书以后发现平常想的东西都是别人早说过的,后知后觉啊。就好像当初随口冒出来一句“传播不就是信息吗?”,然后发现麦克卢汉早就说过一句“媒介即信息”。那很多事情似乎就简单了很多,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就好了。可是我在中国,我们的国家,自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发挥的空间应该还是很多的。

(先声明,以下的一二三纯属有点胡扯的味道,算是一个启示,不必在意)
现阶段中国存在的三种传播理论
一.原装引进的西方传播理论。如约翰·弥尔顿、拉斯维尔、卢因、霍夫兰、施拉姆、麦克卢汉、马克思·韦伯等等。但这一部分理论仅限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所谓精英人群的去接触和研读,这倒恰好符合了上一篇文提到的,这些精英阶层与大众是脱离的,他们自己玩自己的去吧。高校学生虽然会接触,但一方面没有多少人去深入学习这些理论,另一方面,毕业以后投入工作,面对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现实,恐怕那一些本就不扎实的理论基础瞬间也就灰飞烟灭了。
二.西方传播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所产生的传播理论。这一部分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公开发表的国内的新闻传播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多看一眼会觉得恶心的那种,当然也存在一部分写得比较好,比较客观真实的,但多数属于点到即止,而且结尾还会来一个峰回路转,最终体现的无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本性。这部分理论其实是符合我国对于新闻和传播事业的认识和定位的,即宣传工具,也就是说这部分理论是用来宣传的,而不是用来实践的。
三.可以称之为内参吧。没见过,但可以想象。既然看得到的实践总是与理论脱节,那么实践总需要有一种理论来指导,更何况是如此严密的一个实践系统,自然也是有相当的一批人在做理论的研究,并最终指导实践的。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一个智囊机构,我想中国也不例外。而作为被政府严格控制的大众媒体,自然也是在这样一个智囊机构的研究成果指导下完成其职能的。这部分理论应该就是阿特休尔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的传播理论了。当然还是不能忘了那句话,在所有的国家,理论与实际都是大大脱离的。

综合一下,还是很敬佩阿特休尔关于新闻学的七项归纳,拿出来再看看:
1. 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他们只是潜在的发挥独立作用。
2. 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3. 所有新闻体系无不以信仰言论自由为基础,但是各自解释言论自由的方法不一。
4. 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
5. 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市场经济世界新闻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新闻模式,进步中世界新闻模式),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
6. 新闻院系传播该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最终无不帮助当政者维持他们对新闻媒介的控制。
7. 新闻实践往往背离新闻理论。
这最后一条才是精华啊。

阿特休尔并没有偏袒,也就是说他认可一点,所有的大众媒介都是依附于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大众媒介更多的依附于经济权力,虽然众多新闻传播学者以及新闻工作者都在努力让媒介摆脱经济的制约,实现完全的“真实、公正”,但那还是仅限于理论,单独就某一家媒体来说其必然有一定的倾向性,最终保障新闻媒体做到“真实、公正”的,还要靠媒体的多样化,靠公民自由选择媒体的权力的保障。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媒体的国有化使得自由选择媒体的权力都无法得到保障。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上缺乏多样化的声音,大众媒体所谓监测社会和政府的功能丧失殆尽,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宣传工具。

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为什么中国的传播理论和新闻理论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的媒介管制是这样的?

单纯的用好和坏来区分不同的新闻模式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片面的。中国有中国来的历史,有中国的文化,如果一种选择是错误的,那历史自会修正其错误。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始终处于一种政府对媒介和言论的高度管制的状态下,这就说明这种选择不是一种偶然了。就好像东德最终并入了西德,苏联最终解体,现在的俄罗斯依然延续着沙皇时期的统治模式,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同样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一种延续。所以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必然。一党制、人治,是符合几千年中国历史传统的。虽然在夏朝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治理洪水最好的方法是“疏”而不是“堵”,但几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对于反对的言论所奉行的政策从来都是堵,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直到清朝的文字狱。心口不一,也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吧。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也在随着世界的脚步一起进步。进步通过什么实现?改革。
看一个例子,非典时期的新闻报道,从最初的隐瞒疫情到最后的公开事实,作为政府,能够显然地看到隐瞒事实和公开事实的利弊。自那以后,在自然灾害方面,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始习惯于公开事实了。所以,禽流感如此沸沸扬扬,社会上并未出现什么不是传闻,更没有恐慌,这对于预防疫情起到了正面作用。在错误中吸取经验总是比较深刻,也比较的立竿见影的。
改革还是从理论起步吧。这就回到了开头那些书了,从书中去寻找答案,算是一个简捷的途径,但切不可以脱离实际。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现在的想法,研读中国历史与文化,了解现状,同时多看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哲学、思想类书籍。最终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东西吧,理论还说不出口。

这个题目就有点大了,但仅限于初步的想法,所以自然有时间去修正,也有时间去补充。在基础薄弱,又缺乏实践的现阶段来说,很多想法偏于幼稚,但找到方向是第一位的。既然不适合做实践工作,最终还是落脚到理论上来吧。说到这个,就要感谢研究生毕业时找工作所遇到的挫折了,那些面试考官让我看到自己需要什么,看到自己适合什么。经验就是,第一,要诚实诚恳,第二,我不适合做技术。

时间又过去两年多了,放弃一些杂事,专心一些吧。